专著题录

       

       目   录

第一章  走近定县秧歌

　　秧歌是歌舞戏多形态并存的民间艺术，戏是定县秧歌的内核。学者眼中、民众心中的定县秧歌相似又不同，相依相异、各美其美。

第二章  定县秧歌的生发土壤

　　定县秧歌生于农、长于农，天然带着农耕文明的底色。现代化机器强力推进，农将不农、村或不村，定县秧歌将如何自处？

第三章  定县秧歌的演进之路

　　车有车道，马有马路。定县秧歌本来在自己的航道上平波缓进，从自娱自乐到“挣口饭吃”，突然平教会和抗战两座“大山”压到身上，负重前行的秧歌会偏离航道吗？

第四章  “三起三落”的定县秧歌剧团

　　民间艺术一旦有了正式的组织机制，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定县秧歌剧团用起起落落的事实告诉我们，答案不仅仅是“会”或“不会”这么简单。

第五章  重返民间的定县秧歌

　　政府的支持说撤就撤，定县秧歌只能重新投入民众的怀抱。然而，见了“大世面”的定县秧歌还能真切拥抱土里刨食的农民吗？

第六章  非遗语境下定县秧歌的“再生”之路

　　于民间艺术而言，非遗是个机会，能不能抓得住，能不能用得好，各地用差异化实践提交了一份份色彩斑斓的答卷，定县秧歌答得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第七章  秧歌小戏，行路不止

　　定县秧歌自诞生至今，已有百余年，能成长为当前的样态，绝非一种力量灌注的结果，那么定县秧歌背后究竟有哪些推手在暗自助力呢？

附录1  定县秧歌大事记

附录2  定县秧歌传承谱系表

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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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1926年，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的晏阳初，带领平教会对定县进行了十年的平民教育实验。定县秧歌因极受当地人喜爱，被晏阳初作为进行乡村社会改造的一个突破口。当时的定县秧歌在备受关注下生机勃勃。但如今，它成了乏人传承，亟需抢救保护的国家非遗。定县秧歌这百年兴衰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原因？作者通过田野考察和文献梳理，为我们呈现了定县秧歌台前幕后延续传承的发展脉络，讲述了其在各种力量交织影响下不变的乡野本真色彩。

　　名人推荐

　　作者丝毫没有发明历史的企图，而是认真地发现历史。她将对故土的热爱熔铸到了对定县秧歌的调查、观察与省思之中，不时言说着希望与可能，字缝间不乏一丝丝闪闪烁烁的光。在田野调查这个意义上，这本更偏重活生生的人的《定县秧歌》，显然有着其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岳永逸

　　当作者将对定县秧歌百年发展史的回溯从乡村戏截定于非遗保护大潮对其的深刻影响时，便较为清晰地将非遗概念的张力关系横贯于定县秧歌与地方文化、历史、政治等多重因素发生密切关联的意义网络中。这本著述读来并不艰涩，从中能够看到年轻民俗学者对乡土文化的执着与热爱。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教授康丽

　　从1920年代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始，定州秧歌便与中国的启蒙、救亡以及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联。作者深入细致地展现了相关主体与时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与生存智慧。定州秧歌，对于理解现代以来中国民间艺术的命运具有标本意义。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暨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刘晓春

　　作者调查深入，材料翔实、新颖，具有民俗学、文化学、艺术史等多重价值，是一部值得细读的好论著。

　　——中国民俗学会顾问、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会长袁学骏

        内容亮点

　　1.定县秧歌是舞蹈还是戏剧？

　　秧歌是歌舞戏多形态并存的民间艺术，戏是定县秧歌的内核。学者眼中、民众心中的定县秧歌相似又不同，相依相异、各美其美。（P1）

　　一句“半年劳累，半年闲”贴切形容了当时农民这种生产与休闲截然分明的生活。“挂锄”以后，农民没有了农事顾虑，有些善钻研的农民就开始琢磨一些娱乐的法子。一些农民把民间俗曲、小调等加上情节并搬上舞台，这应该就是以戏曲为内涵的定县秧歌的雏形了。很多爱唱、善唱的人一门心思扎进了秧歌的怀抱，苦练一冬，正月里正好大展身手。（P32）

　　想来，农民的闲暇定是定县秧歌实现由歌到戏转变的重要条件。……歌唱可以随时随地，演戏则不然，须得考虑人员、场地、妆发等诸多问题。农民只有在生产劳作之余，才会有闲情逸致考虑这些与生计无碍而娱乐身心的问题。“挂锄”了，农闲了，农民才有时间、精力操练秧歌，正月里才能大展身手、演出秧歌，实现身心的愉悦。农民这种生产与休闲截然分明的劳作与生活状态，深刻影响了定县秧歌的演进与存在形态。可以说，正是闲暇所内含的时间和精神的双重要素，推动定县秧歌实现了由歌到戏的转变。（P32）

　　概而言之，定州秧歌是在地方俗曲和地方大戏的影响下，由原初形式的秧歌演进成了在广大农村流传的乡村戏。（P61）

　　2.为什么定县人喜欢秧歌戏？

　　定县秧歌说的是百姓话，唱的是民间调，演的是身边事，观众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且耗费低，可谓“物美价廉”“物超所值”，无怪乎定县秧歌能与地方大戏一争高下。（P38）

　　然而，农人演唱秧歌从来不是只为满足娱乐一种需求。“新年无论哪一村演戏，若是不在庙会的地点，也要在戏棚以外另搭神棚，位置是与戏棚相对，里面供着神位。乡人一方面来烧香还愿，一方面来看戏，借此消消积年的苦闷。”即使是秧歌信仰内涵大为淡化的今日，村落庙会演出的戏台一般也与村庙临近，尧方头庙会、西朱谷庙会莫不如是。即便是政府举办的送戏下乡，东忽村依然坚守传统，要求在村庙前演戏。（P39）

　　因为秧歌是农民的自娱自乐，说的是百姓话，唱的是民间调，演的是身边事，农民很容易与之共情，所以尽管服饰粗糙、化装简陋、唱腔简单，仍然很快在定州流传开来。（P58）

　　定州秧歌的组织，无论是较早时期的秧歌会，还是后来以三庆班为代表的私人秧歌班，规模都不大，一般是十几个人，因而演出规模也相对较小。按李同民的说法则是，秧歌演唱一般是三四个角色，很少有十几个人的。其次是角色。秧歌以小生、小旦为主，不需要专门训练武生，而且角色或多或少都有几分丑角化。“在皮黄或昆曲中生旦二角都是庄严得教人害怕的，秧歌则不然，不管是生角旦角，必要时都可以插科打诨开开小玩笑的。”因而有本地人认为秧歌“多有淫辞浪语”，不过，这恰恰是秧歌这类小戏能“胜过”地方大戏的法宝之一。（P70）

　　每年秧歌最盛的时期是在旧历新年。此时正当严冬已过，天气渐暖，新春开始的时候。农民无不高兴鼓舞，呈一种所谓家家欢乐过新年的现象。大半村庄都要在正月内演一次秧歌。此外各种庙会或节日，亦多演唱秧歌助兴。（P63）

　　3.定县秧歌有哪些特点？

　　秧歌演员经常把活生生的生活搬上舞台，演的就是生活本身，因而“演什么像什么”。有的演员饰演叫花子，干脆就是一身又脏又破的衣服，怀里抱着一个破碗，胳膊下夹着一根枣木棍。可见，秧歌唱念与表演中农民日常生活及其观念的在场，恰是其乡土本色的体现，暗含了秧歌与乡土剪不断、抹不掉的关联。（P72）

　　《定县秧歌选》所记载的48出剧目，将近40出都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庭戏，特别能吸引妇女的注意，因而秧歌又有“拴老婆桩子”之称。（P72）

　　唱词难懂、伴奏粗糙、围观者众、现场嘈杂大概是局外人对乡村演剧的直观印象，秧歌虽然都是本嗓（真声）演唱，但这并不会使现场“有序”一些，或许更“混乱”一些也不无可能。但是，在这些乡民习以为常的“混乱”中，蕴含着他们普遍的情感、交际、娱乐等需求，形成了一个可以让人被关注或与他人互诉衷肠的“连接平台”，而这正是秧歌的生机所在。（P74）

　　4.定县秧歌与“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晏阳初有何关系？

　　由晏阳初领导，会聚一批大学教授和归国博士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颇引人注目，定县实验是其关键环节，由于参与者多有博士头衔，时称“博士下乡”，定县人更是亲切地称为“洋博士下乡”。定县实验不仅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关键，而且对定县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以一己之力改写定州秧歌无文字的历史的关键时期。（P76）

　　定县实验胚胎形成于一战期间晏阳初在法国进行的华工教育，历经城市平民识字教育，然后发展成定县平民教育。平民教育在定县，经历了由识字教育到乡村建设的重大转变，而且不同阶段平教会亦有不同侧重。整体而言，平教会在定县进行的实验，虽只是知识分子试图改造社会的一时之举，却深刻影响了定县社会，影响了定州秧歌的存在形态。（P80）

　　1929年，李景汉所领导的社会调查部在调查定县农村娱乐时，遇到了定县百姓为之痴迷的“大秧歌”，这引发了他的强烈关注。李景汉等人认为秧歌表演简单而贴近实际，歌唱清晰动人，许多故事结构写得很好，“有的真是绝妙的平民文学”……李景汉等人认为秧歌既是农民喜好的娱乐，就可以据此研究农民心理，而且可以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更好地推进定县的改良计划。（P88）

　　调查时，正值县政府以有伤风化为名禁演秧歌。平教会知识分子认为这种禁令会危及秧歌的生存，遂决定尽量采集秧歌。在采集秧歌时，社会调查部请了县内几个善唱秧歌的名角在一旁口述或演唱，记录员从旁写下。其中一位是从艺多年的刘洛福，有“万人乐”“戏篓子”之称。他虽然目不识丁，但能每日歌唱或口述7小时，持续一个半月之久，此种记忆力深深震撼了一批知识分子。（P88）

　　平教会重视秧歌的教育能量，毫不掩饰其欲利用秧歌来达成社会改造目的的意图：“我们不主张根本打倒秧歌，并且也不容易打倒，而是想要将已有的秧歌加以修正改良，保存它的优点，再进一步编写新的秧歌，输入新的理想，来渐渐替代旧的秧歌。”（P90）

　　出于对秧歌教育作用的重视，晏阳初专门聘请戏剧专家熊佛西来主持定县的戏剧改革工作。然而，正是因为熊佛西的到来，平教会对本土文艺——定州秧歌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熊佛西有着自己的戏剧追求，他抛弃平教会投民众所好利用秧歌进行教育的想法，彻底转向戏剧大众化的实验之路。（P92）

　　于乡野之间旺盛生长的秧歌，使晏阳初意识到这可以是进行乡村社会改造的一个突破口，正如李景汉所言，“我们觉得秧歌不但是农民最喜好的娱乐，也与他们的实际生活大有关系。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都受了秧歌的影响。我们要在定县这个地方施移风易俗的计划，最好是凭借这种已有的娱乐为入手的初步”……出于对戏剧的重视，晏阳初特聘当时在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任教的熊佛西来定县主持平教会的戏剧改革工作，试图利用秧歌的形式，填充新的内容，以达成移风易俗的目的。（P93）

　　5.定州秧歌史上的“最强阵容”与“秧歌梅兰芳”

　　20世纪20年代后期，秦志荣、赵凤岐和于洛秀联合组建了一个秧歌班，名曰“三庆班”，掌班是秦志荣。秧歌演出所需要的乐器、帘帐、行头、彩饰等一应物品均由班主出资置办。由此，三庆班通常被认为是定州秧歌史上的第一个私人班社。……三庆班吸纳了崔庆云、杨福庆、刘小栓、杜士林、李双贵等数十位秧歌名人，据传，有“万人乐”“戏篓子”之称的刘洛福也散了自己的“义合会”，转而加入三庆班。一时间，三庆班人才荟萃，可谓定州秧歌史上的“最强阵容”，所到之处，无不叫好。（P64）

　　结果秧歌赢了三台戏，老调也不服气，曲阳庙会的组织者也纳闷，结果第二年、第三年也是同样的四台戏，结果呢？定县秧歌戏接连三年赢了老调、梆子、丝弦三台戏，引起了定县秧歌艺人眉气大扬，秦志荣、赵凤岐等从三年连赢三台戏名义，组建定县秧歌的新戏班叫“三庆班”……（P65）

　　关于名角的魅力远不止于此，秧歌的后起之秀宋文川，有“金娃娃”“秧歌梅兰芳”之称，定县流传着“拆房卖砖，也要看看文川”的俗语。即使在秧歌已经大为衰落的今天，在他去世18年后，仍有老人记着“唱秧歌的文川”。一定意义上，宋文川凭借自己的高超表演功力成为秧歌的一个符号，与秧歌密不可分。（P65）

　　6.本书与其他定县秧歌研究有何区别？

　　正是在田野调查这个意义上，作为定县本地人，年轻学者谷子瑞这本更偏重活生生的人的《定县秧歌》，显然有着其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价值。（序P3）

　　田野调查，强调亲入调查地，看民之所看，感民之所感，想民之所想，这是民俗学的重要理论与研究方法，也是笔者解密定县秧歌的关键钥匙。（P5）

　　2017年12月，我完成了基本的文献梳理，对有记载的定州秧歌的发展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掌握，接下来打算做个田野预调查，以便正式田野调查能顺利开展。通过探访定州秧歌艺人、与当地民众沟通、到文化馆等地了解定州秧歌相关资料，我收获了一批地方资料，也大体确定了以艺人、组织形式和演出形态为主题的田野调查计划，初步撰写了针对不同群体的访谈提纲。2018年1月13日完成了第一个访谈，我认为的正式的田野调查由此拉开序幕。2月和3月，我跟着兴定秧歌剧团，参与到其庙会演出、“送戏下乡”和政府组织的其他演出当中，其间也到过曙光秧歌剧团等演出现场进行采查。实际上，访谈提纲在用过几次之后，就被我弃之不用了，更鲜活、更丰富的资料来自演出现场“现挂”式的访谈。我游走在没有定法的田野中，享受被牵着鼻子走的感觉。但是，这并不是说访谈提纲毫无用处。条分缕析的访谈提纲虽然不适合在访谈现场机械使用，但它可以扮演问题库的角色，以供随时调取有用的问题，从而有益于一个话题深入推进。（P316-317）

　　7.秧歌非遗传承人的水平最高？

　　在当下也即非遗层面，因为非遗运动和定县秧歌的非遗化而评定的传承人与此前艺人，尤其是与名角之间的不搭与分野——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认定，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观者—民众的认可。这导致与艺人有一定重合度的定县秧歌的非遗传承人成为多义与歧义的“复数”。这些多少“水土不服”、勉力“嫁接”而成的传承人，势必对前在的艺人群体及其小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撕裂、重组。这种外力导致的分化自然影响到非遗化的定县秧歌的新生态。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世界的非遗保护中，这一令人警醒的发现都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序P4）

　　毫无疑问，哪怕是信息传递没有当下便通、快捷，当年李景汉等他者对艺人刘洛福的倚重与发现，尤其是将之“外派”北平的展演，对定县这个地域社会、对作为乡村戏的定县秧歌界绝对有着巨大的震动。这种震动产生的浪花、波纹，应该远胜于今天自上而下认定的非遗传承人对定县秧歌的影响。换言之，将乡村戏艺人—名角、非遗传承人二者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历史语境中进行结构性的整体比较，相关结论可能更加持平公允，至少会发现二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水火不容、昔是今非的矛盾体。（序P5）

　　官方认定的传承人须经历个人申请、文化部门审核等多重程序。政府意在通过这些规范的申报和评审程序，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但艺人则可能会根据自己对传承人的朴素理解，在演员群体和传承人之间建立对等联系，一些正活跃在演出一线的艺人自然会被他们归入传承人的范围。（P261）

　　因为定州秧歌不仅是国家的文化遗产，更是艺人自己的职业、爱好，是他们养家糊口的重要来源。与已经丧失的利益相比，他们更在乎实实在在的收益，因而演出是第一要义。而在日常营业性演出中，传承人与普通艺人并无明显的界限。因此，演出不停，传承不息。（P265）

　　艺人与传承人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传承人也不等于既往的名角，三者的生产机制和影响都有很大的不同。艺人和名角是民间自生的，名角更是在与观众的不断互动中形成的，而传承人则是非遗运动的应激产物，是官方认定的。虽然传承人的认定有着规范的申报和评审程序，但就现在而言，传承人起到的作用似乎十分微末，真正的传承是艺人在日常演出中自动自发完成的。（P265）

　　8.定州秧歌会逐渐走向消亡吗？

　　定州秧歌的田野现实提醒笔者，定州秧歌不仅是秧歌艺人的兴趣爱好，更是他们赖以谋生的一门“手艺”。因此，只要农村还未被全盘格式化，只要“台口”“小事”存在，演出需求就存在，演出不止，传承不息。（P301）

　　与“唱台口”一道，“挡小事”不但赋予了秧歌艺人以生计，使观者人生仪礼有了神圣的庆典意味和热闹的氛围，在丰富当地人日常生活并使人生圆满、完美的同时，还为后起的非遗化的定县秧歌培养了基本的观演群体。即使在非遗化之后，台口、小事这些完全因乡野小民而生的敞亮的“空的空间”（the empty space）、质朴剧场（poor theatre），依旧是定县秧歌最为根本的传衍时空与场域。（序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