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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休闲”虽然被认为是个体性选择自由的行为，但是，对于社会行动者来说，它同时也有可能成为被纳入到特定文化象征体系的手段。在日本，“花见”是春天的娱乐休闲行为，春天赏樱的习惯是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但是，这个过程被权力和知识精英“美学化”和“误识”处理之后，樱花就变成了特定意义和价值的载体。1931年成书的《樱史》，提供了大量樱花表象史的数据。这些资料告诉人们，樱花在古代就受到日本人的喜爱，最初人们到户外山坡欣赏野生的樱花，逐渐产生了很多野外赏花的“名所”。后来，有人将樱花移植到家中的庭院、插到书房闺房的花瓶里、戴到发髻上。就这样，樱花由远及近进入日本人的生活空间。在艺术领域，樱花成为绘画、服饰、诗歌等的题材，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消费的对象。在年节礼仪的时间安排上，“花见”也逐渐固定化而变成了日本人的习惯和风俗。人们不分高低贵贱、男女老幼，在春天穿上艳丽的和服，三五成群一同去当地的“名所”赏樱花。这在明治之前，已经成为日本人休闲生活的重要节目。另一方面，在寺院、神社、皇宫等重要的公共场所种植樱花，天皇、贵族、大臣、神职人员、文人雅士对樱花的追捧，也使得樱花与权力、信仰、文化的独特性建立了“隐喻”关系，为后来樱花作为象征符号、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表征奠定了基础。这种关联，是通过日常性的习焉不察的活动实现的。社会行动者未意识到，他们从同一个象征符号读出了不同的意义。即看似无意识的“误识”，却使象征符号和意义之间被操控成为可能。明治之后，樱花一度变成了军国主义的象征符号，成为统合日本国民的精神工具，给人带来愉悦享受的花朵变成了赞美暴力与屠杀的“杀人花”。由“花见”这一文化表象形成的文化基础和“前史”可以看出，在人们日常娱乐休闲活动的背后，隐藏着权力、传统、记忆、地域文化、外部影响等相关要素之间的复杂的力学关系。休闲绝不是纯粹“自在、自由、自得”的行为，而是“文化记忆”建构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休闲；文化记忆；花见；日本文化
引言
一般意义上的“休闲”指两个方面：一是解除体力上的疲劳，获得生理的和谐；二是赢得精神上的自由，营造心灵的空间。因此，“休闲”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在、自由、自得”。从这个意义来说，与人类其他活动相比，休闲是最具个体性选择自由的行为。但是，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一切行动都受到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以及传承文化的影响。休闲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是游戏、观光、艺术鉴赏，还是收藏、交际、度假、节庆活动，都是在具体的时空中通过身体行为实现的。在近代，具有国族认同的“均质的国民”的生产，成为民族国家成立的基础。这个过程中，“休闲”“娱乐”也被作为塑造“国民精神”“国民性”的一环，纳入到社会管理的环节中。具体来说，国家权力与知识精英通过对休闲空间的营造、文艺作品的改编和再诠释、仪式活动的编成等方式，将民众的“休闲”转换成道德教化与国族认同养成的场域。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编着的《记忆之场》一书中，将“埃菲尔铁塔”“三色旗(国旗)”“七月十四日(国庆节)”等法国人耳熟能详的物体、时间等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它们成为唤起“法兰西的”记忆表象物的建构过程。他将这些物体、纪念日等定义为“记忆之场”。这里的“场”，并非是专指物理空间的场所，而是社会共同体集体记忆的所系之处。这些自然的和人工的创造物，被通过纪念、彰显以及教科书等权威性文本的编制、诵读、观剧、巡礼等日常娱乐活动，成为建立国族认同的文化资源。无独有偶，美国日裔文化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在其《杀人花》(Flowers That Kill)一书中，分析了日本的樱花、欧洲的玫瑰，这些被作为美、友爱、乡土情感的象征而受到人们喜爱的植物，经过政治权力的操弄，变成促使人们为国家和理念而献身的政治宣传工具。大贯特别强调政治的象征意义的把握，如樱花成为权力象征的同时，樱花的消散也用来表示权力的丧失。在欧洲，玫瑰象征爱与纯洁，其凋落的景象象征死亡。而抵抗纳粹的“白玫瑰”，则成为反体制运动的表象。
大贯在她的另一部著作《神风敢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一书中分析了樱花是如何由自然物转变为政治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的历史脉络。大贯特别强调，虽然在个体和集体的层面，樱花成为日本人自我的表征，但是象征主义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封闭的表征场域。相反，每一个樱花的概念表征，如死亡，都在时间中经历持续的变化，社会行动者会根据不同的情境赋予樱花不同的意义。
大贯用“历史化”(historicizing)这个概念推进了巴特(R.Barthes，1915—1980)、布迪厄(P.Bourdieu，1930—2002)、福柯(M.Foucault，1926—1984)使用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对“文化任意性”(cultural arbitrariness)的理解。她通过对日本的樱花表象史的梳理，提出了“再造传统”“美学化”“象征误识”这三个促进象征自然化过程的机制。大贯认为，“再造传统是社会行动者共同使用的一个策略，目的是希望提供一个被更改过的文化制度来作为‘我们出自远古的传统’，以使民众把它当作‘自然’来接受”。她还进一步指出，单纯创造传统是不够的，还需要“从视觉和概念上使文化实践和象征显现变得美丽的过程”。也就是说，“美学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会很容易导致“误识”，“社会行动者未意识到，他们正从同一个象征符号读出了不同的意义”。大贯的核心观点是，这种无意识的“误识”，会使象征符号和意义之间被操控。
本文在接受上述论点的基础上，试以“花见”为例，进一步讨论“花见”这个“远古的传统”在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所需要的“资源”“过程”是什么？因为，虽然这个“传统”是“再造”的，但是，要想社会行动者的大多数人接受这个“传统”，并认同它是“我们的”，则绝非“无中生有”可以做到的。而最为有效的方式，是通过挖掘一个民族的“过去”，将其塑造成一个从古到今、连绵不断，而且是“独有”的记忆。这种通过文化符号建构起来的意义系统，记忆理论学者阿斯曼夫妇使用“文化记忆”这个词来表述。“文化记忆”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换言之，人类为了长久保持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将带有个人体验的鲜活的记忆，转化成一种“由媒介支撑的记忆，这种记忆有赖于像纪念碑、纪念场所、博物馆、档案馆等物质的载体。”。关于文化记忆的特点，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指出：“在个人那里，回忆的过程往往是随机发生的，服从心理机制的一般规则，而在集体和制度性的层面上，这些过程会受到一个有目的的回忆政治或曰遗忘政策的控制。由于不存在文化记忆的自我生成，所以它依赖于媒介和政治，从生动的个人记忆到人工的文化记忆的过渡却可能产生问题，因为其中包含着回忆的扭曲、缩减和工具化的危险。”因此，对“花见”的文化分析，不仅是一般意义的娱乐方式研究，也是文化政治研究的一部分。
一、何谓“花见”
所谓“花见”，是日本人春天樱花盛开的时候赏樱的休闲活动。其历史久远，《日本风俗史事典》专设“花见”词条：
在我国，“花”单用的时候，一般指樱花。“花见”作为春天最盛大的娱乐活动，有悠久的传统。《万叶集》中就有很多相关的诗文，在平安时代已经成为诗与和歌的好题材。平安贵族们“花见”的样子，在绘卷和绘画中多有表现。赏樱的时候“鹰狩”“樱狩”等活动也蔚成风气。从那时起，吉野山就成为观樱胜地，被描绘在屏风上，并出现在西行的和歌而闻名天下。镰仓时代之后，从吉野移植了樱花，岚山成为观樱的胜地。……足利义政1468年(应仁二年)在花顶山、大原野举行的“花见”，极尽华美奢靡，名满天下。丰臣秀吉于1594年(文禄三年)的古野花见，1598年(庆长三年)的醍醐花见，都以豪华绚烂留名于世。从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花见”逐渐在庶民中普及。与都市较早就娱乐化的倾向相比，农村更多与三月节、四月八等初春的节日相配合，人们到山野游玩，赏花摘花，也被称为“花见正月”，作为农耕仪礼来举行。
可见，“花见”是日本人欣赏樱花的习俗，历史悠久，而且从单纯的出外观赏自然生长的樱花，发展成为创作歌颂樱花之美的诗文，以及成为屏风和绘卷绘画的题材；进而与节日、节气结合，成为人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花见”的习俗，从现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比如，日本从最南端的冲绳到最北端的北海道，都有“花见”胜地。每年到了三四月的花季，日本电视台播放的天气预报中除了报告天气状况之外，还会告知“樱花前线”的位置，也就是樱花开放的地点由南往北推进到了什么地方。对于日本人来说，“花见”是他们一年休闲生活中最为隆重的节目。据说，在4月份，公司新职员报到后的第一项任务，是为公司前辈们到公园樱花树下占位。在日本人心目中，樱花与日本文化、日本式审美、日本精神融为一体，成为日本表征的代名词。“花见”的名所，很多是全国知名的观光胜地，如东京的上野公园、京都的岚山、名古屋的名城公园等；而各地的神社、寺院、公园、古城、河岸等，也往往是当地住民的“花见”之处。“花见”时节，这些名所张灯结彩、游商云集，犹如中国的庙会。家人、朋友、同事或在花下铺席占地、宴饮聊天，或者游走花树之间，品尝各种美味小吃，带孩子捞金鱼、玩彩灯，其乐融融。春天的“花见”和秋天的赏红叶，是日本春秋两个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
在“花见”时，人们还喜欢穿和服，和服的色彩和花样也多迎合春和日丽的季节，明朗而华美，樱花的图案也不少见。除了服装之外，日本的绘画、和歌、演歌、俳句、雕刻等艺术中，樱花是必不可少的题材。日本人生活与樱花的关系，还渗透到语言中。日本谚语中有“花より団子”一句，字面意思是说：“与只能看的樱花相比，能吃的团子更实惠。”比喻追求实惠的心理。樱花盛开的三四月份，也是日本旧年度结束、新年度开始的时节。学校开学，公司新人入社，很多迎新的活动都是与“花见”结合在一起的，代表着新年度的新人新气象。甚至有传说说，本来为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制统一，日本也曾将新学年开始时间改到9月份，但没有持久，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人无法接受在“花见”之外的季节履新。
总之，一方面，“花见”是当代日本人重要的休闲活动之一，是日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的历史悠久，在日本的文化心理中有深厚的积淀。这两者的并存，为“花见”文化记忆的建构提供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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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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