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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早在1918年北京大学学者开启全国范围内的歌谣征集活动之前，意大利外交官韦大列和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就已经开始在北京收集儿童歌谣，并先后辑成《北京歌谣》和《孺子歌图》两部集子。韦、何二人接触中国歌谣的动机不尽相同，吸引前者的是蕴含在平民歌谣中的真挚情感、诗意和语言素材，触动后者的则主要是歌谣中的人情之美及其折射的中国国民性。二人在亲自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歌谣文化价值所形成的新观念，尤其是对童谣表达真挚情感这一特质的共同推崇，在深化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歌谣理解的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的歌谣运动提供了来自西方的合法性支撑。
关键词：韦大列；《北京歌谣》；何德兰；《孺子歌图》；歌谣运动
绪论
学界公认，在促使中国歌谣运动萌发的外来因素中，来华外国人的歌谣收集整理活动影响最为直接，其中又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的意大利外交官韦大列（GuidoAmedeoVitale，又译作威达雷、卫太尔等）和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TaylorHeadland）二人最引人注目。他们二人从完全不同的文化视野出发，分别辑有《北京歌谣》（Chinesefolklore：PekineseRhymes，又译作《中国民俗：京韵》《北京儿歌》《北京的歌谣》等）和《孺子歌图》（ChineseMotherGooseRhymes）两部中国歌谣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在此之前，尽管也有但尼士（NicholasBelfieldDennys）、司登得（GeorgeCarterStent）等外国学者关注和收集中国歌谣，但韦、何二人的歌谣集才是最早真正触动中国学界的歌谣著作。伴随着20世纪初歌谣运动大幕徐徐揭开，由外国人所开的先例很快进入新文化人的视野，成为他们论证歌谣文学价值的重要助力。
关于两位外国学者歌谣收集整理活动的相关史实，已有学者进行梳理考订。在民俗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中，视《北京歌谣》和《孺子歌图》为歌谣运动的催化剂，认为二者启发了新文学重视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导向，也几乎成为学者们的共识。然而笔者认为，韦大列和何德兰的歌谣收集不应当仅仅放在民俗学史和文学史的框架中来考量，而是还需具备一种更广义的文化史视角，因为只有从文化史视角出发，一方面细致考述韦、何二人生平及文化活动，对其文化形象做出更立体的勾画，另一方面将其置入欧洲汉学史和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之中，我们才有可能更深入地理解二人歌谣收集的旨趣所在，也才能准确定位其在西方汉学史上的位置。另外，《北京歌谣》和《孺子歌图》的产生虽各有其语境和脉络，但二者几乎在同一时期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又对歌谣价值的认知形成了某种共识，实际上是作为整体性的“西方因素”对新文化人的文学和文化观念产生影响的，理应合并考察。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更广义的文化史角度对韦、何二人的歌谣收集活动予以考察，论述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韦大列与何德兰的生平及文化活动考述
以往中文文献关于韦大列（1872－1918）的介绍中，他的汉学师承关系、出任意大利驻华外交翻译官的职业经历是最为学者们所熟知的，但是对于他的家庭出身、教育尤其是学术文化活动则叙述甚少，可以说作为历史人物的韦大列的形象仍较为模糊。为了让学界对韦氏多少有些神秘的一生及文化活动有更细致的了解，笔者特意检索了意大利文文献，发现除中国学者引用较多的汉学家白佐良的相关成果之外，意大利族徽族谱学研究所主办的《贵族》杂志近年刊登的一篇名为《圭多·阿玛迪奥·威达雷教授——中国从未如此之近》的纪念文章，采纳了韦氏后人提供的一些私人材料，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下面笔者就结合《贵族》的文章对其生平做一些补充介绍。
据《贵族》杂志记载，韦大列于1872年11月28日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托雷·阿农察塔市（TorreAnnunziata，NA），出身于一个有着阿拉贡王室血统但当时已不算显赫的贵族家庭。韦大列的父亲阿图罗（ArturoVitale）是一位有着骑士勋号的税收官员，但他的个人兴趣不在本职工作，而是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诗歌写作和与文化界的交往。他对语言极为敏感，擅长运用包括母语、本国方言和英语、法语在内的多种语言进行诗歌创作，当然也撰写其他类型的文章，是一位相当高产的文人。阿图罗兴趣广泛，交游广阔，尤其与意大利文艺界人士往来密切，曾与著名剧作家邓南遮等人一起为一家名为《星期》的颇有名气的刊物撰稿。阿图罗能在严肃的思想启蒙和传播通俗文化之间自如切换，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士。由于有这样一位具有突出语言才能和浪漫文学情怀的父亲，韦大列自幼就在无意识中适应了多语言并用的环境，并在潜移默化中对文学产生兴趣。从后面的人生轨迹来看，韦大列似乎相当程度上遗传了父亲的个性气质和爱好。除了家庭教育之外，韦大列的汉语老师诺全提尼（LodovicoNocentini）的影响也值得一提。诺全提尼是那不勒斯大学一名资历很深的汉学家，也是第一位以“实习口译员”身份到中国学习和工作的意大利学者，他对青年韦大列学习汉语及之后的人生抉择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1891年韦大列毕业于那不勒斯大学，次年他凭借出色的汉语能力代替诺全提尼成为北京使团的临时中文口译官，开始来华从事外交工作。1893年12月，他在北京通过了入职考试，并于次年转为正式口译官，此后开始担任北京意大利公使馆汉文正使。在北京任职期间，1909年来京出任意大利驻华全权公使后来成为作家的丹尼尔·华蕾（DanieleVarè）对他的才能颇为赏识，深宫之中的慈禧太后也认为他的北京话发音接近完美。翻译官的特殊身份使韦大列获得了与皇室和上流社会密切交往的机会，由此也直接促成了他的异国姻缘。正是在颐和园美丽的垂柳竹林之中，他与一位名为玛丽亚·路易莎·王（MariaLuisaWang）的出身显赫的皇室女子相识相爱并结为夫妇，两人在中国共育有6名子女。欧洲外交官与中国皇室女子的婚姻结合在当时显然是不同寻常的，但这桩婚姻似乎并没有改善他在使团的尴尬处境。事实上，尽管韦大列拥有出众的语言才华，身为翻译官的他在中意交涉等关键事务中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使团的工作经历并不那么令人舒心。出身贵族家庭的韦大列极其重视职业头衔，但翻译官属于意大利使团职官序列的最底层且收入低下，职业上的瓶颈给他造成了长期的精神困扰和心理压力。即便如此，义和团运动期间，韦大列仍以使团通讯员的身份，在意大利《论坛报》上发表了多篇报道和评论，就时局和中意关系积极发言表达自己的看法。庚子事变期间经历的生死考验，对韦大列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之后的1914年，恰好那不勒斯东方学院中文教授职位出现空缺，这种机会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对于已不再年轻且升迁无望的韦大列显然具有相当吸引力，于是他很快决定携妻子和家人一起返回故乡定居。回到意大利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擅长的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以教授薪资维持着一个大家庭的开支。1916年，他升任东方学院院长。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平静的学者生活没有持续太久。1918年5月20日，回到故乡仅仅4年多的韦大列，就在当地一个咖啡馆里发生的一场黑社会枪击案件中不幸被误伤致死。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局势极为动荡，可以说韦大列偶然性的悲剧性死亡与这场战争也有着某种间接关系。那不勒斯《晨报》对这起悲剧的新闻报道中，用“学问深厚的语言学家，一位著名人物，前意大利国王陛下驻中国使团参赞、皇家东方研究所管理委员会主席”一系列的头衔来介绍韦大列，这也能够看出在当地人眼中他确是一位颇具学养和声望的名人。韦大列的葬礼和对其纪念的规模，包括将他埋葬在贵族区似乎也都印证了这一点。两年后，他的遗孀王露莎也因患西班牙热病而去世。他们的孩子先是和祖父、姑姑一起生活，后来被政府安排进入一所高级学校学习。这可能是意大利当局对韦大列在中意外交和文化交流中所作贡献的某种认可和补偿。1922年，韦大列家族被正式列入《意大利官方贵族名录》。
如前文所叙，韦大列明显地遗传了他父亲的语言天分和文学气质。他不仅可以将法语、德语和英语等欧洲语言讲得像母语一样好，还能够娴熟地驾驭汉语官话、满语、蒙语等亚洲语言，这一点不仅折服了他的使团同事，也让中国的统治者印象深刻，使其在一众外交官和领事中脱颖而出成为清朝宫廷中的“东方通”。更重要的是，韦氏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东方语言学家，1899年他与法国人瑟尔思（Sercey）伯爵合编的《蒙文语法与词汇》（Grammaireetvocabulairedelalanguemongole，dialectsdesKhalkhas）作为语言学专著，于1899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授予的“银棕榈”和“学术骑士”的荣誉称号，这充分说明了欧洲主流学术界对于韦大列研究成果的认可。韦大列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兴趣也是持续终生的。除了《北京歌谣》（1896）和《汉语口语初级读本——中国笑话集》（AfirstbookforstudentsofcolloquialChinese：ChineseMerryTales，1901）两部较为知名的集子之外，他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一系列以中国文学为主题的文章。早在1901年他仍在北京继续外交官工作时，就已在一份名为《殖民的意大利》（L’ItaliaColonial）的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诗歌》（PoesiaCinese）一文，阐释其对中国诗歌特点的个人认识。在东方学院担任正教授期间，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与戏剧有关的评论文章和译文，譬如在《戏剧诸事》（Teatralia）杂志上撰文讨论中国戏剧，在那不勒斯东方学院的年刊上则发表了诗歌体译文《蒙古传奇：巴特汗和他的卫队之死》（LaleggendamongoladellamortediBatorHanedeisuoiscudieri），等等。韦大列的这些文章虽然影响不大，但对于向来不重视中国戏剧散文研究的意大利汉学界来说，又称得上是开风气之举。真正使韦大列在汉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则是他于1896年在北京北堂印书馆出版的《北京歌谣》一书，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部正式著作，也是第一部辑录北京儿歌的集子。《北京歌谣》收录了约170余首儿歌，每首儿歌均先以中文著录，辅以英文注解，最后才是正文的翻译。添加注释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准确解读歌谣中难以索解的历史知识、背景和生僻词语。据作者自序整个采集过程异常艰辛，充满了不被理解的挫败感。在中国的正统文学和文化观念里，歌谣无论是其口语化的特征本身还是口语包裹下的粗俗原始的情感，都决定了其不可能登堂入室进入文学行列，而只能是一种“不入流”的文化存在。对于这点，韦氏先前可能知之不深，但此后的经历让他对此感触极深，譬如他提及在收集歌谣伊始曾求助于他的中文教师，而以文人自居的中文教师先是轻蔑地拒绝了这一在他看来上不得台面的请求，直到韦氏以金钱为诱饵时才勉强同意帮他收集歌谣。为了收集更多的歌谣，韦氏不得不走上北京的街头巷尾，通过与民众的亲自接触，用田野调查的方式艰难地得到他想要的诗歌和语言素材。
相比韦大列，中国学界对20世纪初另一位在华从事歌谣收集整理工作的西方人——何德兰的了解更为有限。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是从最早发现《孺子歌图》的周作人到不少当代中国学者，均误认何德兰为一位女性，但实际上他是一位身形高大的男性传教士。何德兰于1859年8月16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弗里德姆地区，1888年从尤宁山学院（MountUnionCollege）毕业并获得文科学士学位，之后进入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学习。1890年，何德兰接受教职并于当年10月被派赴中国，开始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的身份在北京传教和生活。在北京期间，何德兰除处理教会事务以外，还在原属公理会的汇文大学堂（TheMethodistPekingUniversity）担任文科和神科教习。1894年，他与同在北京工作的执业医师玛丽安·辛克莱（MarianSinclair）结婚。1901年开始兼任福州英华书院校长。何德兰太太曾担任慈禧太后以及清宫中多位福晋格格的家庭医生，与众多王公贵族之家保持着长达20余年的密切往来。通过这种特殊渠道，何德兰也与北京的诸多达官贵人建立了亲密关系，并有机会深入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何德兰擅长摄影，包括宣统皇帝溥仪和他父亲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王文韶、两广总督周馥、少壮亲贵溥伦等显贵都曾经是他的拍摄对象。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贵族阶层的密切接触，展现了何德兰高超的社交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为他之后的中国书写提供了大量素材。在中国生活和传教20多年后，何德兰于1914年返回美国，之后一直在母校尤宁山学院教授比较宗教学，直至1937年退休。1942年，即退休之后的第5年，何氏去世。
与诸多同时期来华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传教士一样，何德兰结合自身经历和观察，致力于从社会生活、特定人群和风俗方面来认识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留下了近十种纪实性著作。何氏的中国书写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对清朝帝王权贵和宫廷生活的观察记录，代表作为《中国宫廷生活：首都，官与民》（CourtLifeinChina：TheCapital，itsOfficialsandPeople，1909，又译为《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二类是以中国家庭生活、青年和儿童为主要对象的书写，主要作品为《中国家庭生活》（HomeLifeinChina，1914）、《中国的男孩和女孩》（TheChineseBoyandGirl，1901）、《我们的中国小表弟》（OurLittleChineseCousin，1903）等；第三类是对一些中国基督教信徒生平事迹的记述，如《中国英雄》（ChineseHeroes：BeingaRecordofPersecutionsEnduredbyNativeChristiansintheBoxerUprising，1902）。此外，他还曾编写过一册北京旅游指南和一本名为《中国的新时代：对导致其到来之诸大事件的研究》（China’sNewDay：AStudyofEventsThatHaveLedtoitsComing，1912）的历史著作。在何德兰的系列著作中，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占据着相当显明和核心的位置，构成其中国书写也是西方传教士中国书写中极为特别的一部分。与明恩溥等美国传教士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偏于负面的观感不同，何德兰的中国印象整体上是相当正面的，他很努力地从各种细节和侧面去化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而儿童正是一个巧妙的突破口。他对儿童教育、亲子关系、游戏娱乐、精神心理等各方面均有细腻而敏锐地观察。通过观察嬉戏、阅读和其他活动，何德兰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儿童身上由内而外散发的天真、灵动、有趣，他惊叹于儿童的生活一点也不像西方人想象也不像来华传教士所宣扬的那般寂寞乏味和缺乏竞争性。何氏对这一点感受强烈且极为欣赏，在多部著作里反反复复地提及和表达。向西方同胞传达鲜活生动的中国儿童形象，这也是已成功踏入中国贵族社交圈的何德兰不遗余力采集童谣的主要精神动力。1901年，何德兰将其收集到的童谣用英文翻译后以《孺子歌图》之名在纽约出版，该书出版后为其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在何氏其他早期著作的封面页上，他经常被编者称为“《孺子歌图》的作者”。这本图文并茂的小书还吸引了欧美学界的关注，不仅美国《民俗研究》杂志刊发了相关书评，英国的汉学家也注意到了这本小册子的存在及其价值。美国纽约一位研究游戏心理学的博士在看到该书后，还曾专门写信邀约何德兰与他合作研究中国儿童游戏，可见该书受众较广。相比之下，韦大列的《北京歌谣》在海外的影响要微弱得多，这可能与其在北京出版、作为语言教材的文化定位及其较为“忠实”的语言翻译风格有关。
在《孺子歌图》的姊妹篇《中国的男孩和女孩》一书中，何德兰曾细致地回忆了其与童谣结缘的经过：某年暑期，他携家人在北京西郊山间避暑之际，朋友Fenn夫人提醒他注意家中一位殷姓保姆唱给自己儿子听的小调，这小调其实是一首在北方流传很广的名为《小耗子》（LittleMouse）的儿歌。《小耗子》明快的韵律使何德兰一下子联想到英语国家另外两首主题类似的著名儿歌，初步比对后，他认为《小耗子》无论是歌词表达还是教育意义都丝毫不逊色于英语儿歌。对中国童谣的魅力有所领略后，何德兰又想方设法从保姆口中获得了十余首儿歌。
此后的一段时间，何德兰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儿歌收集。他向在布道或者其他社交场合遇到的几乎所有人，包括轿夫、保姆、仆人、朋友、教师、儿童以及他们的父母，甚至听过中国儿歌的外国孩子讨教，这样到秋天时他又收集了50多首北京地区流行的儿歌。这项工作进行了几个月之后，何德兰看到了公开出版的《北京歌谣》，他评价韦大列对于歌谣的翻译仅仅停留在字面并未讲究押韵，是比较原始的成果，但仍自认受到此书很大影响。此后，又有两位热心友人分别为何德兰寄来采自山东地区的300多首童谣。两位友人中的其中一位，恰是与何氏同属美国公理会的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明恩溥曾于1882至1885年间在《教务杂志》上连续刊登了有关中国谚语俗语的系列文章，后结集出版为《汉语谚语俗语集》（ProverbsandCommonSayingsfromtheChinese）。与明恩溥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谚语集的主要目的也是增进对中国国民性的了解。何德兰花功夫采集童谣和以童谣为窗口透视中国人，很可能受到了明恩溥的启发和鼓励。何德兰本人的努力和朋友们的支持，使他最后采集到了600多首童谣。他从中选取了约140首辑入《孺子歌图》之中。入选的童谣中，何德兰亲自收集的约为50首，剩下的则主要来自明恩溥等朋友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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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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