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评介

　　1980年，我被严昭先生拉进学术殿堂。

　　1982年开始，我在茅以昇前辈的指导下，开始口述史访谈，以“80岁以上对中国贡献的老人”为主要目标，前后共访谈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等共300人左右，录音400盒左右。

　　1983年，我在姜椿芳前辈的鼓励下，发表论文：“中国近代第一部百科全书型的工具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刊在《百科知识》1983年3月号上。

　　1985年，我根据60年代在国家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学习到的知识，写出油印讲稿：《关于查阅文献和调查研究的一些方法》，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讲座上发表。

　　1985年，发表论文：“中国工程师学会”，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料》6卷3期。

　　1986年，点校《旧都文物略》，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87年，发表论文：“从近代科技书籍看中西科学技术的交流”，在法国《欧华学报》第二辑上，文后附有“西方科技东流书刊目录（1607-1911）”，该目录是我在国家图书馆翻阅到的1942部科技书刊的梳理，从抄卡片再整理成文。目录后来连载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科学史通讯》第六--十一期上。

　　1987年，应香港中文大学谭汝谦教授邀请，前往讲学中国近代科技史研究；接着陈方正所长邀请演讲“清末百科全书研究”。一篇论文“清末百科全书初探”，发表在当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8卷上，第二篇《…………新探》发表在同刊21卷上。

　　1988年，为赴重庆讲学，油印讲稿《中国史学方法》。

　　1989年，论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在《史学理论》上发表，1989年第4期。

　　1989年，受到贺麟前辈的督促，用三年时间学习哲学知识，钻研清末出版的中文哲学书籍约40部，写成一篇论文：“清末中国人对于‘哲学’的追求”，文中介绍这些哲学书中的新知识内容。到1992，年在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通讯》第2卷2期上发表。

　　1990年，论文：“中山实业计划与中国现代化”，在台湾中山大学《中山社会科学季刊》第5卷4期上发表。

　　1993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竹内实教授，安排我去日本做访问学者一年，做中日百科全书比较研究。在日本曾做演讲和写两篇论文。一篇“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的启示”，发表在《竹内实教授退职记念论集》，1993年，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会出版。

　　1995年，论文：“百科思想及百科方法的思考”，发表在《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一期上。

　　1996年，受到导师竹内实教授的指教，撰写专著《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竹内先生作序，17.9万字。

　　1996年，受到导师竹内实的提示，将我访谈的早年留日者的录音整理出版，书名为《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山东画报出版社，书中共收录14位前辈叙谈他们留日的回忆及感想，从汤佩松到邓友梅等人。竹内先生作序，14.5万字。

　　1996年，论文：“论清末‘新学’”，在《学习与探索》上发表。

　　1997年，论文：“詹天佑——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在《詹天佑研究文集》上发表，这是参加詹天佑诞辰135周年的纪念会。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

　　1998年，论文：“清末的科学哲学”，在《中国哲学》第18辑上发表。

　　1998年，论文：“梁任公留日百年祭——关于‘知识体系’的文化思考”，在《学人》第13辑上发表。

　　1998年，论文：“口述史学”，在《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上发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论文：“试论‘知识’之定位问题”，在《学术研究》上发表。开始了我的知识学的学习。

　　1998年，将自己已经写就的论文和散文汇集，请启功前辈题签，名为《进取集——钟少华文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40万字。

　　1998年，论文：“中国型的文化学创建者——黄文山教授”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春之卷上。

　　1999年，按照启功前辈的指示，搜集近代“国学”研究著作40部，写成论文：“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在《学术研究》上发表。该文随即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99年12月号。

　　2000年，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狭间直树教授安排，再访京都大学，介绍拙著《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百科全书研究》。

　　2000年，论文：“试论‘知识’与‘创新’的关系”，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2000年第4期。

　　2000年，论文：“文化学的方法论”，在《学术界》上发表，2000年第5期。

　　2000年，按照陈平原教授的要求，将5部清末百科辞书上的条目，选取部分整理，编辑成为《词语的知惠——期末百科辞书条目选》一书，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16万字。后来贵州教育出版社又将书名改为：《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重印出版。

　　2001年，论文：“百科方法：人类知识脉络的启示”，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2001年第3期。

　　2002年，论文：“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刍议”，在《学术研究》上发表。2002年第1期。

　　2002年，论文：“历史哲学谈薮”，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2002年第2期。

　　2002年，论文：“清末从日本传来的哲学研究”，发表在《世界哲学》200年增刊上。

　　2003年，我在80年代的讲稿，整理后，成为专著《学问之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5万字。书中讲述基本的做学问的各种方法，其实也是自己做学问的经验总结。我强调了“建立个人主题库”的理念。

　　2003年，日本学者将拙著《早年留日者谈日本》为基础，翻译成日文出版，书名：《あのころの日本——若き日の留学を语る》，竹内实监修，泉敬史、谢志宇合译，日本侨报社出版。

　　2005年，论文：“中国人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建构：并不以《新青年》为中心”，在《哲学门》上发表，2005年第二册。

　　2005年，论文：“人道、人文、人本三词在近代的嬗变”，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二辑上发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我受竹内先生启发，为了抒发与调剂自己情感，陆续写出一些散文，集合成册，经启功前辈定名与题签为《悠游录》，竹内实先生作赘语，学苑出版社，18万字。

　　2006年，撰写专著：《中国近代新词语谈薮》，何九盈教授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从语言学视角，来谈论新词语问题。其实也正是时代变革中的文化现象，只有梳理清楚每一个字词的来龙去脉，族群文化才会适应时代的发展。

　　2006年，启功前辈仙逝后，我与王得后兄合编《想念启功》，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万字，书中收录我写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启功老爷子如是说”，是记录启功前辈在晚年与我的百余次谈话内容。

　　2007年，论文：“清末百科辞书条目特色研究”，发表在《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一书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这是我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参加讨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学术会议的论文。

　　2008年，论文：“中国语における‘概念’の生成と发展にっいて”（邵艳红译）发表，在日本日文研主持的《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知的システムの近代的再编をめぐって》书中，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2008年。由此，我开始进入概念史研究圈。

　　2008年，论文：“近代汉语‘文学’概念之形成与发展”，同上在《东アジア近代における概念と知の再编成》上发表。同上。

　　2012年，专著《中文概念史论》出版，张卫东序，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年。该书是我研究梳理了中文词：概念、文学、科学、哲学、文化、方法、真理、知识、人、生命、民俗学、标准、印刷、繁体字、简体字、宣传等，按照概念史研究方式写成的。在中文研究里，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恰如陈寅恪前辈所言：“每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我是说成“某一个词就是一部文化史”。这种研究前提，是需要自古至今的十分健全的中文检索系统。

　　我幸运地在2004年遇到钱锺书前辈所开创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事业，简称“扫叶库”。在栾贵明、田奕等开拓者的近40年的天天辛劳中，开始事业有成。那时，钱锺书先生已经过世，经钱先生生前安排，在杨绛监督下，该项目已正式脱离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独立的民办企业。先是由香港一家公司收并，而后又以“北京扫叶”名义，独立运行，于是得到该公司领导应允，以帮助高级文史研究人员的课题项目。我今生有幸地获得他们的俯允，可以提供给我所希望的字词在古文献中基本的全部数据。这一特殊的优先待遇，让我得以遨游在中国文化的海洋中，实际上得到了学术名家大师钱锺书的恩泽。自此以后，我专注于中文概念史的研究，曾麻烦他们查找大量字词的两千多年的演进史料。我每梳理一个字词，都会获得打破以往自以为是的许多自称有所依据的史料，也就更让我有信心，不论在国际学术讲坛上，还是著书立说，都是信心满满地畅所欲言。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就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耍得不怎么样，但是我的“刀”是真家伙，所向披靡啊！同时，我在向“北京扫叶”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即，中国文史，特别是文化研究，不走或不愿再走传统的道路，而依靠完整精确的大数据系统，就是找到一位好老师，钱锺书就在“扫叶库”里。“北京扫叶”“中国古典数字工程”已经获得成功。我的近20部学术著作，就是“所向披靡”的“真成果”，如若不信，请君一试。

　　2013年，应日本熊本学园大学李珊教授邀请，前往讲学。演讲：“中日间の近代にける字句の交流にっいての一考察”。内容就是将日本佐藤亨著《幕末*明治初期汉语辞典》中的100个日本汉字新词，与“扫叶库”、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台湾《大辞典》等，比较其语源引述出处，发见日本引用“新”词的差错达80%以上。

　　2014年，论文：“Stud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te Qing Encyclopaedia Entries”,发表在《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1870-1930）》上面，Springer出版。（大概是捷克米列娜教授翻译的）

　　2016年，专著《中国近代人文科学研究（1815-1949）》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50万字，内容是围绕人文科学的一些用词，包括：人、生命、中华民族民族性、法律与革命、伦理、道德、社会、社会学、社会主义、真理、信仰、灵魂、语义、语义学等字词，作概念史研究。

　　2017年，编著《中国近代辞书指要》出版，商务印书馆。书中罗列我收集到的近代中文辞书401部，分作语言类、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重点辞书给出指要介绍。该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2017年，专著《中文之变革（1815-1949）》出版，张卫东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40万字。中文的字形、字音、字义在历经数千年的缓慢变化后，在20世纪前半页发生巨大的变革，开始与世界接轨。该书即是以丰富的第一手史料，说明当时变革的各个方面：国音的产生；国语运动；新文法；新词语与旧词语的融合；新语言工具书；等等，都涌现大量成果，并且被民众接受利用。本书简述这个民族历史过程。

　　2018年，专著《启功学术思想研究——猪跑学析》出版，澳门理工学院，27.7万字，繁体字版。我此生有幸，成为启功老爷子的邻居多年，蒙他老人家垂顾，言传身教，让我得以一窥老爷子的学术殿堂。现在总算可以他老人家所喜爱的“猪跑学”名义下，略述自己的心得。“猪跑学”的根本就是学习与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本书内容分为六部分：叙述、判断、疑问、方法、描写、情感。我认为“猪跑学”需要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懂得中文研究基础；二是懂得认识中文文献；三是懂得研究中文的方法。我仿佛看到，猪在跑成学，只要激发出它的动能和动量，朝着混沌的领域猛冲，不问前途，只求乐在其中，那才是书生所当为。

　　2018年，专著《中国言语文化简史》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35万字。该书是以中国人口述语言为主题，阐述六千年来中国人的言语表达所获得的成果，特别是20世纪前半页中国言语大变革所取得的成果。这是一部前人没有写过的专题通史，颇有学术价值。

　　2019年，专著《学术启功》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7.7万字。该书是《启功学术思想研究》的简体字本。

　　2021年，专著《中国近代认知科学研究》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48万字。认知科学是当代最热门的学科，也是针对目前世界大难题的思辨与行动的学科。而对于这个认知科学的认知，则是从古至今科学家和思想家不倦的努力。中国近代的学人也是参与其中的，他们建构了科学机构，梳理了认知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概念，留下珍贵遗产。该书正是以史料显示前辈们的辛劳研究成果。

　　以上是我在40年间，在学术道路上探索的成果。署名的书，共有18部。和已经发表的重要的的论文的出处。

　　另外，我已经完成的书稿还有三部：

　　《中国近代科技史谭》，约30万字。

　　《我的学术历程——八十述怀》，约40万字。

　　《中文概念史谈薮》，约40万字。其中有关：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记忆、祭祀和祭礼、藝和艺术、美和艺术美、政治和政治学、南洋、中华文献等词的概念史。

　　目前，开始写：《从“观念”升华至“概念”》

 

 

　　“座右铭”：

　　以文献为基础，

　　通过历史语言串联，

　　就是文化史的理念。

　　完成概念史的建构，

　　方可探求认知的真谛。

　　认知的喜乐，

　　岂非人生最长最大的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