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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后新旧两历并行。在新历中，一九二四年亦即民国十三年的二月五日似乎毫无特别之处。但在旧历中，这一天正值正月初一，亦即传统的元旦日。而其妙处远不止此：推之以干支，此日为中元甲子新纪元；而言之以节候，则其恰逢当日立春。元旦日立春，俗谓“岁朝春”或“岁头春”，江南谚云“百年难遇岁朝春”，盖言其难得一见。而岁朝春又遇六十甲子头，便成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甲子岁朝春”。沪上一家命课馆的先生“按太乙数推算”后发现自有甲子以来“未曾如此巧合”。
这一天不仅妙在机缘之巧。在传统文化中，甲子新纪元有强烈的更新寓意。岁朝春则“主民大安”。这对于久处战乱的国人来说，不啻如大旱之望云霓。诚如某论者谓：“甲子之首，岁之首，月之首，日之首，时之首，适逢其盛，迨有非常瑞征，足使吾民大安耶？不佞当拭目以俟之。”（悲厂：《岁朝春》，《木铎周刊》第二〇七期，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第二版）实际上，当时国人普遍对这个传统历法中神奇的日子多多少少怀有期待。星算谶纬之类观念在晚清以至民国各界广泛存在，今日史学界实际仍多以“封建迷信”目之，故而不免轻视。实则由此恰可以开启达恩顿所谓的“相异的意义体系”，借助“甲子岁朝春”重新触摸民国甲子年元旦日前后的那段历史。
壹
一九二四年春，驻美公使施肇基在美国发表演讲：“按中国古学，每六十年为一甲子，其最末之一年，政治多属不良。其最初之一年，首月又适春分，则政治多主佳兆。”施氏据此“古学”祈盼中国“从此万象更新，渐臻于富强”（《施肇基在美国对华协会演说》，《京报》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七日第三版）。回望大洋此岸，对甲子年政象的热望此时正在当政者中间风行。
这年春节，最后一位由国会选出的大总统曹锟发表新年贺词云：“共和肇造，年历十三，而推步干支，岁逢甲子。以岁阴论，则十二辰又转周星；以运会论，则六十年更逢元命。与民更始，端在此时。”（《曹锟氏元日之训词》，《益世报》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第三版）岁阴指传统的岁星纪年法，十二辰转周星意即民国经历十二载春秋之后，又重新开始。曹锟将其与甲子运会之说并举，更加强化了一九二四年“更始”的意味。他自称对此“尤有无穷之希望”。颇为讽刺的是，曹锟的“希望”未及一年便化为泡影。甲子年十月，曹锟麾下爱将冯玉祥临阵倒戈，将其推下总统宝座。
甲子元日北京天降瑞雪。莅任尚未满月的国务总理孙宝琦诗兴盎然，一连口占六首绝句，并在稍后投诸报端。其第一首云：“岁朝春气霭门，运启贞元万象新。瑞雪丰年呈预兆，人怀康乐颂和亲。”（孙宝琦：《甲子新春口占六绝》，《京报》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二日第五版）历任北洋内阁率皆短命，孙宝琦借甲子岁朝春所表达的美好愿景，难免会包含他本人的政治前程。孙氏曾于袁世凯时代代理阁揆，此次再次掌阁颇具戏剧性。孙与曹锟素无私交。一九二二年曹氏在保定宴请外交系诸公，孙宝琦因年长得坐首席，曹氏见其“仪表魁梧”，席间又知其为自己早年上司张曜的快婿。曹锟有感于张氏的识拔之恩，遂思投桃报李。但其提名孙宝琦为阁揆的决定相当突然，致使结果一出，其左右“大为骇诧”（《曹锟与孙宝琦》，《晨报》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第二版）。孙宝琦也在提名公布后对记者称，其上周四因私南归到总统府辞行时，曹锟尚无任何表示，至上周六车行至津却被紧急召回（《孙内阁未可乐观》，《晨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第二版）。这一细节实际上亦表明阁揆人选的难产。孙宝琦就职当日，报界即谓“孙宝琦内阁瓦解即在目前”。盖孙阁无法妥善安排曹锟亲信王克敏，加之在金法郎案等问题上与曹锟背道而驰，其后孙阁一路磕磕绊绊，勉强支撑半年便无疾而终。
孙宝琦口占绝句畅想太平之时，在家乡常熟过年的议员徐兆玮亦作《甲子元旦》诗，云：“岁首逢春节，天心杜杀机。风光随处好，消息此中微。”（《徐兆玮日记》第四册，2555页）民国十三载变乱相寻，徐氏对“天心杜杀机”的期盼自不难理解。但讽刺的是，是年夏江浙一带士民便深陷江浙战争谣传的困扰之中。此后战事爆发，徐氏不得不与家人寓居沪上，以躲避洪杨之乱以来江南最严重的一次兵燹。
另一议员彭养光也赋诗一首，截之如下：“去年纪序干支尽，昌运应随本岁来。癸甲分从今旦始，唐虞际自此朝开。”（彭养光：《民国十三年元旦甲子偶成》，《顺天时报》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一日第五版）彭氏诗中畅想借甲子昌运重开唐虞之治。“此朝”盖指今日，而非朝代之谓。彭养光是曹锟贿选的激烈反对者，此前曾通电胪陈曹氏十九条罪状，称其为“民国之罪人”。甲子年九月，彭氏因反直而在京被捕，经国会保释方脱牢狱之灾。尤为讽刺的是，彭养光以议员身份“护法”有年，一九二三年一度南下对抗曹锟贿选，其后又北上继续以国会为斗争平台，但正是在甲子年底，中华民国国会与约法及新生的宪法一道寿终正寝。徐兆玮的日记便清晰地记录了国会南北议员走向同归于尽的“消息”。
甲子年春，直系军事上的顶梁柱吴佩孚在其大本营洛阳过寿。其一贺联有“熙时开甲子，维十有三年春，大武告成”句，吴佩孚于此联情有独钟，“阅之掀髯微笑，点头者再”（《洛吴生日所收寿联》，《益世报》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第八版）。更受人瞩目者，外交团以一头大象为赠礼，象背上驮一宝瓶，瓶上嵌“昇平有象”四字。吴佩孚当日汲汲于武力统一，且对外标榜先有大乱、复以武统、终归文治，“大武告成”与“昇平有象”在他这一政治理念中具有高度的因果关联。吴佩孚绰号吴秀才，喜易理，好占卜，文中联语和大象等所示祥瑞必能投其所好。但上天恰恰跟吴秀才开了个历史玩笑：直奉开战后吴佩孚以总司令身份亲临前线，因一九二二年豫督事件久思报复的冯玉祥终于得手。吴佩孚的溃败，不仅将其武统梦打破，也标志着北洋军阀体系的瓦解。
实际上，民国士民对甲子岁朝春有过一次集体畅想，足见更始心理在当时社会是如何普遍。有趣的是，甲子元日甚至掀起一场诗人们的创作潮。湖南地方名流袁德宣（号炼人）便于甲子元日赋诗一首，以《交通丛报》社长身份寄同社诸友并求和韵。其诗开篇即云“甲子当头应有诗”。画家吴湖帆后来提到，在其所绘某画作的题词中“尤以甲子元旦日为多，盖是年欣逢岁朝立春也”（吴湖帆：《吴乘》，《古今》第四十七期）。
这些诗作，对太平之世有着密集而强烈的渴望。素以诗名的名士罗瘿公晚年疾病缠身，在其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节恰逢甲子岁朝春，遂作诗谓“天开泰运我更生，甲子人人望太平”。诗中既有身痛，复有国忧。以诗自负的樊增祥此时已入耄耋之年，一年数千元的润笔费足够其举家小康，但毕竟笼罩在政治动荡的巨大阴影下。他在除夕作诗犹自我安慰说“早无忧乐关天下，赢得一家衠是春”，然而次日作《甲子元日立春》一诗便难掩隐忧，云：“佳节合并天省事，上元轮转世更新。五星交汇思颛顼，从此人间息战尘。”诸诗中北京的谢麦渡铺叙尤详：“天公有意回蹇屯，甲子纪元元旦春。北风一夜长安白，丰年有兆雪缤纷。朝野争歌岁更始，一似炎汉将代秦。术者之言言殷殷，世道差随天道分。积年六十一甲子，吉凶祸福原平均。不到否极泰不来，中元甲子百福臻。”（《甲子元旦立春翌日得雪数寸诗以自遣》，《顺天时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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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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