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草原文化对华夏文明的意义，需要从文明发生期的文化传播现象入手，作出根源性的具体说明。传统的人文研究对象以文字书写的文本为主。20世纪后期，受到文化人类学知识范式的影响，拓展出非文字的文化研究，即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对文化研究格局带来深刻变化。比较神话学也给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研究带来交叉融合的学术新视角，本文由此论述，发端于草原文化的玉石之路和黄金之路，对华夏文明的发生，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大传统；草原文化；玉石之路；黄金之路；半月形文化带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是“黄河摇篮”说，即中原中心说。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古老说法，反映的虽是封建时代的正统文化观，也是中原中心意识形态的基础和根源。近二十年来，以考古学家苏秉琦(1909～1997年)为代表的“满天星斗”①说，根据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广泛分布情况，对流行已久的中原中心的文明起源观形成挑战。近年来的研究新倾向是调和一元模式和多元模式的所谓“中心—边缘互动”模式，其关键在于探索和说明:从史前文化多元存在到夏商周国家的政治一统性是如何形成的，从多元到一体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演进过程如何。为此，笔者提出辨析“中国文化大传统”的观念，旨在将汉字书写的传统视为“小传统”，将先于汉字而存在的史前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倡导跳出汉字文本中心主义和中原中心主义的束缚，从大传统的再发现、再认识，重新理解和解释书写文字小传统的根源与构成②。在此基础上梳理从边缘到中心的文化传播与文化建构现象。本文即从文化传播视角，集中讨论草原文化在华夏文明发生中的重要作用。
一、草原文化与玉石之路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一个重要新理论就是“玉器时代”与“玉石之路”假说，主要由考古学界提出并得到多学科学者们的关注和热烈讨论。玉器时代指金属时代(青铜时代)到来之前的玉器崇拜和玉石神话信仰时代，属于东亚特色的文化现象。玉石之路指远距离传播玉矿资源或玉器产品的文化交流通道。中国史前玉文化传播现象:从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发端，经过同一地区的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南下到中原文化和其他地方文化，迹象明显。北方草原地区玉矿资源的率先开发和加工情况，决定了玉文化传播由北向南的基本方向。需要强调的是，玉文化传播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史前信仰观念的传播。笔者将这种玉石神话信仰视为史前期的原始国教，简称“玉教”。内蒙古东部和东三省地区作为华夏文化与玉文化早期繁荣地域，奠定了与玉石神话相关的崇拜和信仰的基础地位，成为玉教的重要传播基地。在红山文化衰微之后，玉教信仰和玉石神话观念并未中断，而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继续出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等北方史前文化中，并和南方玉文化一起，汇聚为夏商周国家的玉礼传统。内蒙古赤峰大甸子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出土的玉玦形制源自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雕花坠”源自红山文化的勾云形器，筒形器则与红山文化筒形器别无二致。2005年以来在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26号墓内东北角出土玉猪龙(高13．6厘米，宽11厘米，厚4．4厘米)，也是标准的红山文化玉器被考古界判断为周代王侯珍藏传世的“红山文化遗物”［1］。以上新出土玉器，足以见证从北方草原文化到华夏文明核心区的玉文化之传承脉络。
兴隆洼文化在精神信仰方面的特点，除了玉石崇拜之外，主要还有女神崇拜现象，以该文化出土的几件石雕女神像为标志物(现存赤峰市博物馆)。同时或稍后的东北史前玉器中出现以生命和再生女神象征物为题材的神话性造型，有两种表现模式。一种是模拟女阴的玉璧或双联玉璧、三联玉璧等；另一种是肖生形象，即模拟生命女神的象征性化身动物:熊、鸮、蚕、蝉、龙、蛇等。这两种类型的北方草原文化玉器也都随着玉石之路向南传播到华北、华东及华中等地区。前一种模拟女阴的器形成为道家思想创始人老子关于母神想象之“玄牝”的原型；后一种肖生形象玉器则为黄帝有熊族和殷商玄鸟族的图腾神话提供了史前原型。
与上述由北向南的传播路线相对，稍晚时候(约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另外一条东西向的玉文化传播之路，逐渐浮出华夏文明的地平线，那就是新疆昆仑山下的和田玉经过河西走廊和草原地区进入中原的路线。这条玉石之路是先于丝绸之路两千年而打通的欧亚大陆桥地理通道，对华夏文明发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从昆仑山到赤峰地区，二者之间划一条连线，基本上可以标示出东亚大陆的主要草原文化带所在。以考古资料情况可以明确:史前玉文化的最重要传播路线是由北向南；而进入文明期之后，最重要的玉文化传播路线是由西向东。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史前北南走向的玉石之路不只是物质文化传播路径，同时也兼具精神信仰的传播意义；而文明之后的西东向的玉石之路，主要是中原文明统治者渴求西域美玉资源的需求所驱动的，在和田玉材的物质文化传播意义之外，大体上没有精神信念的传播意义。过去被误解为小说传奇类文艺作品的《穆天子传》，其实充分体现着中原王朝国家最高统治者心目中对昆仑西王母神话之邦的神圣化想象。周穆王西征昆仑地区所走的路线，不是从中原腹地取道关中平原直接向西，而是先北上河套地区，以玉礼器祭祀(黄)河神之后，沿着黄河的走向再婉转地向西进发。据笔者推测，这样的西征路线恰好将华夏史前期北南走向的玉石之路与华夏文明期西东走向的玉石之路贯通起来，其背后的神话观念因素是“河出昆仑”的远古想象地理观，以及黄河为西部玉料运输中原的水路通道的现实情况［3］。
着眼于文化大传统的视野，玉石之路的文化传播现象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具有意识形态建构的本源性和核心价值观的奠基性，因此其意义十分重要。玉石神话铸就的意识形态，包括以玉为神、以玉为天体象征、以玉为生命永生的象征等概念要素，以玉祭祀神明和祖灵的巫教仪式行为；崇玉礼玉的传说故事;由玉石引申出的人格理想(玉德说)和教育学习范式(切磋琢磨)；以佩玉为尚的社会规则(君子必佩玉)；围绕玉石的终极价值而形成的语言习俗；以玉(或者玉器)为名为号(从玉女、颛顼，到琼瑶、唐圭璋)；以玉为偏旁的大量汉字生产，以玉石神话为核心价值的各种成语、俗语等等。以上各方面通过文化传播和互动的作用，不仅建构成中原王权国家的生活现实，而且成为中原以外诸多方国和族群的认同标的［4］，从而形成整个中华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先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数千年，就已经发挥或隐或显的文化认同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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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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