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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禹贡》和《山海经》是现存仅有的两部先秦地理书，但两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有天壤之别，《禹贡》是九州正宗，《山海经》是大荒怪谈。
《禹贡》载于五经之一的《尚书》，古人相信它是大禹亲自所作，“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书序》）。《禹贡》九州观作为华夏世界的空间图式，对传统地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成为地理学辨方正位、叙列山川的基本依据，也成为历代王朝体国经野、画州分郡的神圣原型，《汉书·地理志》叙《禹贡》于篇首，显然就是将其作为华夏地理学的“范本”。《禹贡》在中国传统地理学拥有毋庸置疑的至高无上地位，整个传统地理学的学术谱系就是围绕《禹贡》这个神圣原型而展开的。
后世学者基于这一以《禹贡》为中心构建的地理学传统回溯华夏地理学发生史，顺理成章地会认为《禹贡》“自古以来”就是华夏地理学的正宗，如李零的《禹迹考：禹贡讲授提纲》一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的：“中国经典，天文祖《尧典》，地理宗《禹贡》，《易传》道阴阳，《洪范》序五行，对中国思想影响至深。……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最初的表述就是《禹贡》九州。”（李零：《茫茫禹迹》，三联书店）
其实，这是一种“以今度古”的误解，在中国地理学传统的发端之处，《禹贡》的地位远远无法跟《山海经》相比，早期文献中关于天下观的表述，原型和素材都是源于《山海经》，而不是《禹贡》。
先秦文献称述先王教化所及，所借以勾画疆域的地名，大都出自《山海经》。
《尚书·尧典》述帝尧命羲和四叔分宅四方，观象授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其四极地名，“旸谷”（即“汤谷”）、“幽都”俱出《山海经》，“南交”则可能即《海外南经》的“交胫”，亦即“交趾”，因在南方，古称“南交”。羲和亦出自《山海经》，羲和原为太阳之母，她生育了十个太阳。《尧典》不仅给羲和变了性，还把她一分为四，分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兄弟，以与四方、四时相配，孰先孰后，一目了然。
《尧典》还说舜代尧治天下，惩罚四大恶人：“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幽州”盖即“幽都”所在之北方，“三危”“羽山”的地名，以及舜所流放的四大恶人共工、兜、三苗、鲧，亦皆见于《山海经》。
《大戴礼记·五帝德》追述五帝天下疆界，颛顼则“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帝尧则“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帝舜则“南抚交阯、大教，鲜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羽民。……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幽陵”即幽都，“交趾”即“交胫”，“流沙”屡见于《山海经》各篇，“蟠木”即《山海经》中东方日出的“扶桑”或“扶木”，“羽民”“苍梧”亦出自《山海经》。
《韩非子·十过》述尧之天下，亦云：“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以“日月所出入”标东、西之极，本自《大荒经》东、西方的“日月出入之山”。《尔雅·释地》解释四荒：“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西王母”见于《山海经》，“日下”亦即《韩非子》所谓“日月所出入”。《吕氏春秋·为欲》言天下四至为“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三危、扶木皆见于《山海经》。诸书言先王天下四极，地名虽多重出叠见，但亦互有参差，说明它们并非辗转因袭，而是来自共同的素材来源，依据同一个地理原型，这个原型只能是《山海经》。
《禹贡》和《山海经》记述地理，皆囊括天下，笼罗四海：《禹贡》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山海经》则“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两者都旨在勾画一个囊括全部天下的“世界地理志”。相比之下，《禹贡》的世界图式远比《山海经》简洁明快，纲纪分明，且《禹贡》载于《尚书》，列为圣典，在古人眼里，自当比怪迂放诞的《山海经》更具权威性。但诸书规模天下，不用《禹贡》，反用《山海经》，岂非耐人寻味？这说明，在诸书成书时，其所能据以为想象世界的天下地理书，只有《山海经》，《禹贡》则尚非其所知。
二
或者会有人质疑说，以上述诸书所言先王，颛顼、帝尧、帝舜等皆在大禹之前，而古人相信《禹贡》系大禹作，九州为大禹分，因此，言大禹之前诸帝的天下版图，避而不谈《禹贡》和“九州”，理所当然，不当据此断定当时尚无《禹贡》其书。然而，《山海经》古人亦相信为大禹所作，书中亦频频称道禹事，《海内经》一则云“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再则云“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诸书何以不以《山海经》为禹所作、非其前诸帝所能知而避而不谈？
更有甚者。《楚辞·天问》以大禹治水和共工触不周山的神话解释地形的来历，接着引出“地理知识问答”，依次问及大地之尺度、昆仑之所在以及大地四方的种种异物；《吕氏春秋·求人篇》称禹为遍求贤才而游历四方海外；《淮南子·地形训》记述天下地理，首称禹使太章、竖亥步天下，禹以息土填洪水为名山，说明大地或“禹迹”的来历，继而历述九州、八殥、八纮、八极的“大九州”世界图式，叙列“海外三十五国”和众多的海外地理名物。诸书所言皆为“禹迹”，何以不用《禹贡》，而是连篇累牍地引用《山海经》的山川方国异物之名？这只能说明，在当时，《禹贡》“九州观”远不如《山海经》的“四海八荒”更有权威，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天下，还不是《禹贡》的天下，而是《山海经》的天下。
这些书中亦言九州，《吕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地形训》这些所谓“九州”，跟《禹贡》“九州”全不是一码事。实际上，在早期文献中，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九州观（如《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的“九州”），但都与《禹贡》“九州”不同，意味着“九州”最初只是一个抽象的、可以灵活运用的空间图式而已。“九州”，古书又称“九有（囿）”“九围”“九则”，“奄有九有”、《长发》所谓“帝命式于九围”、《天问》所谓“地方九则”是也。《尚书·洪范》云：“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畴”字本义谓田畴，即农田的阡陌疆界之形，与“州”字音义俱通。“九畴”既然与禹有关，盖即大地“九州”，《洪范》释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九条目，当是因其作者已不谙“九畴”本义而附会。《逸周书·尝麦解》云：“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九隅”亦即“九州”，隅者，方隅也，九隅盖即四方、四维、中央八个方位之合称，则九州无非就是“九方”。古人以自身所在位置为中心，以四方四维别方位，四方四维加上中央即成所谓“九宫格”，以九宫别向背、辨方位，方便而直观，实为人的本能，因此成为古代地理学“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通用图式，据此仰观俯察，天、地都被划分为九大块，所谓“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是也。不同时代和地方的人，以其所在为中心，将九宫图式灵活运用于各自不同的疆域和山川形势，于是就形成了各具千秋、互相参差的“九州”，《禹贡》“九州”只不过是这一图式的一个应用个例，并不具有唯我独尊的地位（李零：《思想地图》，三联书店）。
其实，就连《禹贡》本身，也与《山海经》暗通款曲。《禹贡》梁州、雍州皆以“黑水”表州界，雍州又有“积石”“三危”“昆仑”，导水章云：“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前人为考证黑水、弱水、昆仑、积石、三危等之所在，不知道费了多少口舌。尤其是黑水，既为西北雍州之水，又为西南梁州之水，它过三危，入南海，揆诸地势，根本无法讲通，世上安有一条能够流经西北大漠戈壁、跨越祁连山、巴颜喀拉山、岷山、横断山等崇山峻岭，横过黄河、长江等江河，从西北一气流到南海的河流？为了黑水究为何水、黑水究竟是否存在、雍州黑水与梁州黑水是一是二等问题，古人可谓挖空心思，但终究是无法讲通。其实，《禹贡》中的黑水以及积石、三危、昆仑、流沙、弱水等地名，都是《禹贡》作者从《山海经》中偷偷搬运过去的，它们在《山海经》世界中，原本自具脉络，有迹可求，而一旦将之瞒天过海地搬到了《禹贡》九州，必然乾坤颠倒、南辕北辙，要想把它讲通，无疑痴人说梦。
一九三四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特撰讲义比较《山海经》与《禹贡》，指出两者叙列山川，多有重合，列举数证，证明《禹贡》袭用《山海经》的地理知识而有所修正（顾颉刚：《五藏山经案语》，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八，中华书局）。后来，他又在长篇论文《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中，详考《山海经》昆仑地理记述的流变，指出《禹贡》作者因为对于广袤的西部地理茫然无知，只好把《山海经》中的西方地名拉来凑数，拼凑到《禹贡》的西部，黑水、弱水、三危、积石、昆仑、流沙等原载于《山海经》西部的地名，就因此被搬到了《禹贡》之中（《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禹贡》对《山海经》的因袭，毋庸置疑地证明《山海经》成书比《禹贡》早，地位也比《禹贡》高，最初，甚至连《禹贡》也不得不荫庇于《山海经》这棵大树之下。
三
《山海经》与《禹贡》的贵贱易位，当发生于汉武帝（公元前一五六至前八七年）时期。
汉武时期发生的两件大事，导致了《山海经》地位的跌落和《禹贡》地位的上升，其一是“独尊儒术，废黜百家”，《尚书》作为五经之一，得立于博士，具有了经典的权威性，成为儒家阐释洪范大法的真理源泉，《禹贡》作为其中一篇，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华夏地理学的典范；其二是张骞通西域，《山海经》被古人作为了解天下地理尤其是异域知识的唯一依据，张骞带回来的异域地理知识却让世人发现《山海经》记载的那些远方异物并不存在，其权威性因此一落千丈。
因此，我们看到，在淮南王刘安（公元前一七九至公元前一二二年）编纂的《淮南子·地形训》中，《山海经》还被作为地理知识的范本，丝毫不见《禹贡》的影响，而到了司马迁（公元前一四五至公元前九〇年）著《史记·大宛列传》，《禹贡》与《山海经》的权威性就被颠倒了过来。太史公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就清晰地透露出《禹贡》与《山海经》地位此消彼长的消息。太史公一语定乾坤，《山海经》从此就被打上了“怪物之书”的封印而打入冷宫。自此以后，言舆地者，就唯知《禹贡》，而不知《山海经》了，《禹贡》成为舆地正宗，《山海经》则成为志怪之祖，其流风余韵只有在《海内十洲记》《神异经》《博物志》之类想象性的地理志怪小说中得以延续。
《山海经》的地理学经典地位让位给《禹贡》，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历史背景，即周代的封建制国家变为秦汉的郡县制国家。
封建制度重宗法辨族姓，故重华夏与四夷之别，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定公十年》），故《春秋》三传，俱执著于华夏与狄夷之辨，内尊周王，外攘狄夷，“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华夷之别，是战国知识界普遍的意识形态，并在其国家空间规划中得以体现，《周礼》职方氏辨“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而所谓“畿服制度”，则将这种制度安排落实于地理空间，《国语·周语上》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蛮夷戎狄只配居于华夏之外的要服、荒服，而《海外经》《大荒经》的绝域之国、殊类之人正好就是“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的形象写照，因此，《山海经》其书作为“华夷之辨”的具体体现，深为战国知识界所珍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横扫六国，混一宇内，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汉承秦制，进一步强化郡县制度。郡县制国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格局业已确立，《礼记·王制》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郡县国家的政治地理学在继承周代以来的华夷之辨世界观的同时，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按照郡县制的政治格局，对天下郡国的建制、疆域、山川、城池、物产、风俗、人口进行全面的记录，使上到天子，下到官吏，能够周览天下山川形势与国土资源，如此一来，治国理民，方能政令畅通，天下均平。而《禹贡》其书，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大禹画“九州”正为画野分疆的郡县地理学格局提供了一个可资依据的神圣原型。
清人胡渭将《禹贡》归纳为十二项要领，即地域之分、水土之功、疆理之政、税敛之法、九州之赋、四海之贡、达河之道、山川之奠、六府之修、土姓之赐、武卫之奋、声教之讫（《禹贡锥指·略例》），所有这一切，恰恰迎合了郡县地理学的需要，在以上诸方面，《禹贡》虽仅初具规模，但它提纲挈领，足为郡县地理学所取法，揆诸《山海经》，却很难一一满足。正因《禹贡》迎合了秦汉以降郡县制度的地理学格局，所以，它才取代了《山海经》在先秦地理学的权威地位，成为秦汉以降王朝地理学的基本范式。班固撰《汉书·地理志》记述汉代郡国建制，即载《禹贡》全篇于篇首，每记一郡，皆标明其于《禹贡》九州属何州，宪章《禹贡》的用意十分明显。此后，尽管历代的疆域、都城叠经变迁，但《地理志》以政区为纲，记述山川、物产、人口等的地理记述体例，却为历代正史地理志、郡国志所继承，《禹贡》的“九州”世界观也作为华夏地理学的正统范式而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比较《山海经》与《地理志》，两者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图景，已经面目全非，不可同日而语了。
地理学，尤其是传统地理学，从来就不是对自然地理的“客观”描述，地理学的背后是权力，只有占据了一片土地并能够支配其人口和资源的政治权力，才有资格也才有可能对这片土地及其周边进行勘查、认识、记录和规划。权力的形态，国家的制度，决定了对大地的认识方式，因此也决定了大地的呈现形态，亦即地理学的形式和内容。地理学从来就是政治建构的产物，是大地透过权力之眼在纸面上的投影，或者不如说，地理学就是政治制度在大地上的投影。中国古代地理学，从《山海经》范式到《禹贡》范式的变迁，从华夷之辨的世界观到画野分州的世界观的变迁，其背后的根本动因，在于国家制度从裂地封建制度到专制郡县制度的转型。战国秦汉之际“废封建立郡县”这一千古未有之巨变，彻底改变了地理学观照、理解和呈现世界的方式，导致了中国古代地理学传统的断裂。“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江山依旧，但时移世易，人们看待江山的眼光却已今非昔比。置身于这一断裂之后的人们，再也无法看到断裂之前的那个世界的样子，因此再也无法读懂《山海经》所呈现的世界，无法理解它所传达的地理学意蕴了。
《山海经》从一部深受古人宝爱的博记四海山川方国、奇鸟异兽的地理博物志，沦落为一部闳诞怪迂、令人费解、为缙绅君子所不道的荒怪之书，并非因为它本来就怪，而是因为它太古老了，古老得已经不合时宜。人们总是将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视为怪异的、虚幻的、神秘莫测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胡编乱造。怪之为怪，乃是因为它不合常规，难以理解。《山海经》之所以被视为一本怪异之书，其中所记载的那些事物之所以被视为怪异之物，归根到底，是由于时过境迁，后人无法理解甚至拒绝理解书中的记载，既不知道书中所记载的那些山川在何处，也不知道书中记载的那些草木鸟兽为何物，因此才让这本书成了一本令人迷惑的怪书。
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有名门正宗，则必有邪魔外道与之作对、为之陪衬，而邪魔外道却往往是曾经身怀绝技的江湖大佬，因为被后起之秀或野心家抢了武林盟主的地位而沦落成为人嫌恶的江湖浪子，或隐姓埋名的世外高手。《禹贡》与《山海经》的升降沉浮，差可拟之。
《禹贡》和《山海经》两书孰先孰后的问题，意义远远超出对这两本书本身价值的重估，直接关乎对上古史许多问题的重审，关乎中国上古史空间坐标的重新定位。《禹贡》久已成为我们了解上古历史不言而喻的地理背景，如果上古历史的地理背景不是《禹贡》，而是《山海经》，上古历史将会呈现出一派截然不同的画面，因此而改变的不仅是对《山海经》一书的看法，而可能是整个古史观。
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2期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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