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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读不完的书。
《项羽本纪》中记载鸿门宴的一段，短短千余字，太多细节值得发覆。其中记座上诸人位次仅一句，曰：“项王、项伯东乡（向）坐，亚父南乡（向）坐。……沛公北乡（向）坐，张良西乡（向）侍。”余英时先生就此句写成《说鸿门宴的座次》（收入《史学、史家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提出项羽面东，乃自居尊位，刘邦面北，居臣位。由此，他指出项羽不以宾主礼招待刘邦，而将他当成自己的臣属，还推测这是项伯的安排。鸿门宴的座次如何解释，或犹有可商之处。余先生发现这一问题，由此探究司马迁记录位次的用意，诚为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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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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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廷堪《礼经释例》
余先生所考项羽、刘邦的座次皆无问题，唯他引如淳注“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以为张良所居的西向位是“等礼相亢”的朋友地位，则恐怕有些拘泥了。王文锦先生曾结合《仪礼》本文与凌廷堪《礼经释例》，指出室内东向最尊，其次坐北面南，再次坐南面北，最卑者坐东朝西（《古人座次的尊卑和堂室制度——从鸿门宴的座次谈起》，《文史知识文库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一集）》，《文史知识》编辑部，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执此以观鸿门宴座次，项氏叔侄最尊，范增次之，刘邦再次，张良最卑，若合符节。其实不必求诸礼书，《项羽本纪》本文也透露了张良座次的高下。项庄舞剑，张良急召樊哙入帐：
[樊]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短短三十余字，勾出一幅间不容发的场景。樊哙和项羽，此时皆无转身之隙，二人正面对峙。所谓“披帷”，指樊哙闯入门中，肩上犹披军门之帷。这说明门朝东开，正对项羽。换言之，张良的座位在军门旁边，自是一帐中最低之位。不必洋洋洒洒地描述当时的场景与气氛，只点出几个方向，便令读者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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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鸿门宴传奇》
这样的笔法，在《史记》中不止一处。《孝文本纪》中周勃、陈平等人铲除诸吕，使人迎代王刘恒入长安即位。代王至代邸，众臣劝进，“代王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如淳注曰：“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三让不受，群臣犹称宜，乃更回坐示变，即君位之渐也。”能指出这是“即君位之渐”，可见如淳观察敏锐。以《仪礼》所载，堂上座次，主人在东、西向坐，宾客中南向为尊，东向最末。其时代王并未以储君自居，在代邸中他仍居主人位，西面。众臣劝进，代王即席起而三让，之后面南再让，群臣再次劝进，最后才“即天子位，群臣以礼次侍”。（按，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以“群臣以礼次侍”属下段，非，应与“遂即天子位”连读。）这句话指代王南面坐下，群臣东西序列，于此君臣之位方定。
群臣劝进，新君惯例“三让”，不得已才勉强即位。刘邦在定陶即位，即循此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阳。”《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虽然史籍常无明文，但新君这种礼仪性的“三让”，多为南向。由此可知，司马迁详记代王“南向”“西向”，并非赘笔，是借此传达当时情势。刘恒入长安是为了即位，按理，“三让”无非也是过场。但他面临的形势，与父亲刘邦可谓天悬地隔。他自代远来，在长安没有内援。陈平、周勃等前朝老臣新诛诸吕，手握重兵，权势迫人。刘恒前后推让五次，正缘于此。后来袁盎曾当面赞美文帝：“西向让天子位者再，南面让天子位者三。夫许由一让，而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足见当时所为，实非寻常。司马迁也只写代王朝向的变化，淡淡一笔，点染当时情境，细味之余韵不绝。
再往宽泛一点说去，《史记》气韵生动，每令读者入神。前述《项羽本纪》与《孝文本纪》的文字，若删去方位，则未免索然无味，令读者无从想见。宫崎市定甚至以为《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段本是用来表演，虽未必是，但也不能不说味得《史记》描写的佳处所在。可见古人起坐方向，所关非小。史家刻意提及，多非泛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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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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