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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余未人认识是35年前的事了。1980年4月，作为《文艺报》的编辑，我到贵阳去调查了解贵州省作家的创作和培养青年作家的情况，记得住在一个叫红岩宾馆的招待所里读了一个礼拜的贵州青年作者的作品，然后在《山花》和《花溪》两个编辑部的帮助下召开了座谈会，时在《花溪》任编辑的青年小说作者余未人也到会，我们就在会上相识了。读其作品在先，相识其人在后。由于对她作品的欣赏，所以在回京后写的《人才辈出 生机勃勃——贵州文坛见闻》(发表在《文艺情况》上，后来又先后收到拙著《作家的爱与知》和《在文坛边缘上》)一文中，有一小段话评论她的小说：“女青年作者余未人，她的小说《道是无情却有情》、《玫瑰情思》(《花溪》一、二期)构思新巧，讲究结构美，人物刻画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两篇小说，是不是她的处女作，我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我这段简短的文字，却来自于我对她作品的感悟和概括，也成了我们最早相识的见证和我对她作为新时期崭露头角的青年女作家的期许。此后，80年代中后期，她以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冲突为题材写了不少作品，如短篇集《星光闪烁》、中篇集《冬泳世界》、《成功女性》，长篇《梦幻少女》、《滴血青春》等。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工作的变动，我离开了文学和文学界，“转身”(陈辽给我的评语)于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未人也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把关注和著述的重点转向了民间文化(2004年，我国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的理念，改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倾力提倡和担纲民间文化保护的冯骥才先生成了同道者与合作者。时代让我们又走到了一起。有一次，我曾对老友大冯戏说道：您、我、余，我们三个文学人，不约而同地相遇在民间文化保护的领域，是时代所使然。
现在，未人把她近十多年来所写的有关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文章著述集结为《民间笔记——贵州“非遗”田野记忆》，而且就要付梓，她来信要我写序，我不顾年届耄耋，耳朵失聪，眼睛患了黄斑变性，已经变成了“残疾人”，立即答应了她。
其实，在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由冯骥才挂帅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3年中国文化部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之前，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位子上的余未人，就已经深度地介入并主持贵州省的民间文化的调查、记录、保护、研究工作了。1997年底，她把由她策划、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丛书》(吴家萃主编，11种)和《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卢惠龙主编，10种)送给我。读了这两套丛书中的几种，引发了我压抑不住的冲动，当即写了一篇随笔《懂得感谢》(《文艺报》1998年2月12日)和一篇评介文章《新的学科生长点》(《民俗研究》1998年第2期和《贵州日报》1998年10月23日)，指出这套书“把文化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和成果引进民间文化研究中来，以输血的方法改造着传统的、单一的、平面的民间文化研究，从而为振兴中国民间文化学研究找到了新的生长点。”之后，在我退休三年后的2000年9月5日，作为一个久居“边缘”的学人，我应邀参加江苏省第五次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一篇题为《对“后集成时代”民间文学的思考》(《东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的讲话，再次就这个话题发挥说：“贵州省民间文学50年成果辉煌，老一辈民间文学带头人田兵功不可没;现在文联分管民协的副主席余未人是位女作家，她与出版社的领导人一起策划出版了《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丛书》一套十一种和《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十卷，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我看到一份材料，许多外国学者和官员闻讯到贵州进行考察。”在这两套丛书之外，她还主持了《贵州本土文化研究2001》、《贵州本土文化研究2002》两套丛书，由于我没有看到后面出版的这两套丛书，这里不敢妄加评论。
就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的调查保护及学科建设领域而言，余未人所策划和主持的这两套大书，理所当然地成为我所说的我国“后集成时代”的重头成果之一。自2002/2003年起，更准确地说，自2004年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起，我国的民间文化、民间文艺的保护和研究进入了“非遗时代”。“非遗”理念和保护的提出，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界的共识。“非遗”价值观及“文化多样性”观念的引进，对我国文化界、文艺界、人文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形成的工作传统，是一次强烈的冲击甚至颠覆，尽管有些人至今还对此视若无睹，不予认同。在这次席卷全球的文化思潮下，余未人几乎全身心地、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保护运动中去了。我以为，她的这次“华丽转身”，表明了她对广大民众文化传统的价值的认识和尊重，她的社会责任感。她不仅以自己的笔和口作力所能及的呼吁、阐释、宣传、研究，参与保护工作的组织、发动、指导、编纂，还亲身深入田野去作调查，并以田野调查和书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撰写了《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亲历沧海桑田——草海生态及历史文化变迁》《苗疆圣地》《苗族银饰》《千年古风：岜沙苗寨纪事》《民间花雨》《民间游历》等六七本关于民间文化(非遗)的专著。她的这几本专著，对于苗族、侗族等民族及其支系(如岜沙苗、四印苗)的民族文化的描述和判断，是无可代替的。正如她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作家深入田野的特点是注重人，民俗学者的田野调查其特点在事。(大意)她在记述和评价进入她视野中的民族民俗事象时，牢牢地把握住和围绕着“以人为本”的切入视角和剖析原则。
近十多年来，余未人在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里所做的工作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她以热情、执着、勤奋和繁难的工作和优秀的成果，成为了贵州省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领军人物。但我以为，在这许多工作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2005—2007年完成《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的编纂和2009年以来参与主持的西部苗族的英雄史诗《亚鲁王》的搜集、记录、翻译、出版与探讨。《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是冯骥才主编的全国30卷《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中的第一卷，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既然是开路先锋，就理所当然地带有探索性和不确定性。况且最基础的工作，是要从全省民间美术的普查做起，而这无疑是最为繁难的一件任务。2006年7月，余未人和青年文化学者张晓邀请我到黔东南雷山的西江千户苗寨参加在吃新节举办的文化传承展示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她拉我去贵阳参加了她主持的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的编撰会，我旁听了各位编委的发言，才真正了解到了这件工作的意义和普查搜集材料的艰难。进行一次普查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许多近现代以来的民族民间美术的材料、器物、图案、纹样，对于理清民族民间美术的发展脉络、流变情况、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些材料、器物、图案、纹样，又大多在私人收藏家或各级博物馆手里，要集拢起这些材料又谈何容易!余未人终于没有让读者失望，她终于完成了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同样，对史诗《亚鲁王》的搜集、记录、翻译、编辑工作，也让我为之击节赞叹。她在参与主持这项史无前例的项目时，始终同我保持着联系，也曾不止一次地与我讨论种种问题，特别是关于这部史诗性质，即是否是英雄史诗的问题。2009年9月15日，她在《中国艺术报》上发表的《发现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一文，第一次向外界报道了在偏远闭塞的麻山紫云县发现了苗族的英雄史诗《亚鲁王》。我读到这篇文章后的第二天，即9月16日，便以十分欣喜的心情将其转载于我的博客上，并加了这样一段按语：“以往苗族只发现和记录过若干古歌(古老歌)，而没有发现英雄史诗。这次，由地方干部发现和正在记录的《亚鲁王》，如真的属于英雄史诗，笔者认为，那应当是一个重要发现。这也本不奇怪，学者们知道得多的是黔东南、黔南一些开化和发达地区，而像麻山这样交通不便、语言复杂的县份，是很少有文化人、学者涉足的。女作家余未人及时把麻山的事情扶植和报道出来，关注民间;冯骥才闻讯后立即调兵遣将赶赴麻山，表现出文化人的民族责任心，可谓民间文艺界之大幸。向他们致敬!——2009年9月16日”这段话表达了我的心情和意见。认定《亚鲁王》是英雄史诗，坚定了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信心。《亚鲁王》终于在2011年5月被列入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次年，由冯骥才总策划、余未人执行主编的《亚鲁王》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在北京开了发布会。如今，未人虽然步入了古稀之年，但她依然血气方刚，继续在民族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线上奋力。我为她感到高兴和骄傲。
以上这篇文字，就权作序言吧!祝《民间笔记——贵州“非遗”田野记忆》的问世!
2014年10月31日于北京寓所
(本文收入刘锡诚散文集《芳草萋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7月)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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