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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1日，我的老师李万鹏教授80寿诞，我的学生们将在济南为万鹏老师祝寿，我因移居京城，俗务缠身，无法到场祝贺，只能遥祝万鹏老师生日快乐，身体康健!
李万鹏教授，山东黄县人(今龙口市)，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其间曾在学校教务部门从事教学管理工作。“文革”结束后，在关德栋教授的推荐下，万鹏老师于1978年初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钟敬文教授主持的教师进修班，参与钟老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的编纂工作，承担其中“民间小戏”一章的撰写，并参与《民间文学作品选》的编选工作。在过去30多年的岁月中，这部《民间文学概论》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走上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治学之路。万鹏老师能够参与其事，既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他个人的幸事。
在北京进修期间及其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万鹏老师还与侯宝林先生、薛宝琨先生、汪景寿先生合作，撰写出三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相声溯源》、《曲艺概论》和《相声艺术论集》。
我是1980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在读期间，万鹏老师给我们年级开设过民间文学选修课，遗憾的是，我当时并没有选修这门课，那时我的兴趣还在别的地方。
1984年7月，我毕业留校，此后参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的筹建工作。在大学四年级参加社会学课程的学习中，我开始喜欢民俗学。现在想来，一切似乎都是命中安排的，当我获准留校时，社会学系筹备组的负责人徐经泽先生(后为社会学系的第一任主任)就明确表示：“你可以做民俗学研究，这或许会成为山大社会学的特色。”这也就决定了我此后几十年的人生航程。
已经记不清最初是怎么与万鹏老师相识相熟的了。1985年初，师兄简涛研究生毕业留校，也来到正在筹备中的社会学系，我想，应该是简涛兄带着我走进万鹏老师家的。
真正与万鹏老师共事是在1985年《民俗研究》杂志创办及其此后的岁月里。1985年春天，万鹏老师与关德栋先生、刘敦愿先生一起参加了由时任副校长陈之安组织召开的民俗杂志创办论证会;1985年暑假我就创办《民俗研究》一事去北京拜访钟敬文等老一代学者，也是经由万鹏老师介绍，先去找北师大的张紫晨先生，再由张先生领着我去的钟老和启功先生的家中。
最初两期《民俗研究》杂志(1985年试刊号、1986年第1期)没有设置主编，只有简涛和我作为责任编辑出现在杂志上，1986年第二期则只有我一人作为责任编辑。1987年只印刷了一期杂志(总第四期)，在这期杂志上，出现了编委会的名单，由徐经泽先生任主编，万鹏老师任副主编。《民俗研究》自1988年开始作为季刊出版，1988年前三期已经获得山东省的期刊证(省报刊特许证)，自1988年第4期开始，获得了国家统一刊号。从1989年第1期开始，万鹏老师出任《民俗研究》杂志主编，在此后整整十年中，我一直作为万鹏老师的副手(副主编、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共同见证了杂志走过的最初的历程。
1987年底山东省民俗学会成立，万鹏老师出任会长，此后直到2004年卸任，万鹏老师担任了17年山东省民俗学会会长。我最初作为副秘书长、稍后作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一直陪伴着万鹏老师，与山东省民俗学界的各位同仁一起，为山东民俗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个人的治学道路中，曾经得到过学界许多前辈的关爱。没有徐经泽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就没有我个人的学术事业，也没有今天山东大学的民俗学学科;没有刘魁立先生、山曼先生、刘锡诚先生等诸多前辈的鞭策和鼓励，也就没有我今天所能够取得的学术成绩;当然，若没有钟老的扶持，没有他老人家的破格厚爱，就没有我今天的事业和生活。在这些前辈当中，三十年来，万鹏老师自始至终全方位地关心着我，支持着我，没有任何私心，没有任何怨言。
1987年我参与撰写《山东民俗》一书时，安排我撰写其中的婚俗部分，是万鹏老师逐字逐句修改我写的文稿，使其能够达到出版水平;1992年，在我第一部个人专著《中国京剧习俗》的写作过程中，从书稿的整体结构，到内容的取舍增删，我与万鹏老师商量最多，他给我的建议也最中肯。
1985年10月，《民俗研究》面世了，恰值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召开首届学术研讨会。我和简涛都希望万鹏老师能够去参会，当时他所说的不去参会的理由至今还时常回荡在我耳边：“我不去参会没有关系，人家还会知道我李万鹏。你们不去开会就不行了，你们年青，你不去亮相，人家就不知道你。”(大意)我后来也曾对我的学生这么说过，那完全是跟着万鹏老师学的。
在我所做的事情中，最让万鹏老师高兴的事，大概就是在山东大学把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学科点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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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大学报 2015年3月25日第八版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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