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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声]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
——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  
  作者:陈春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12-03 | 点击数:17389
 
至此,在多年有心无意的经营之后,潮阳东山双忠、大忠、韩祠三庙交相辉映,出现了一个在地域社会中有较大影响的祭祀中心。每年春、秋二祭之时,大小官员、本地士绅络绎于道,三庙祀典相同,均“献奠如帝仪”,可谓一时之盛。更为重要的是,东山诸庙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与士大夫的品味情趣格外契合,潮阳东山逐渐成为当时潮州士大夫心目中的文化“圣地”之一。历次编修《潮州府志》和《潮阳县志》,都收录许多关于潮阳东山及其庙宇的酬唱诗赋。官员、士绅也不时在东山雅集,如嘉靖四十四年“东山新庙告成,候(署潮阳知县郑良壁——引者注)因乐与乡士大夫登览而赋之”[19](卷十五),其唱咏部分仍见于《潮阳县志》。
潮阳东山祭祀中心的出现,与明代中叶潮州士大夫集团形成的历史过程是相一致的。十六世纪潮州经历过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其内容之一,就是出现了薛侃、翁万达、林大春、林大钦、唐伯元、林熙春等一批有地位的本地士大夫,士大夫的政治权威和文化影响力较之前代大大增强。清代道光年间潮州教授冯奉初认为“有明一代,潮州人才之盛,足以凌跨中州,为山川增色”[24](卷一),因而编辑《潮州耆旧集》,所录明代潮州二十家文集,有十四家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之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潮阳士大夫营造东山的文化氛围,具有更深刻的地缘政治的涵义。
尽管元代的庙记已经有了“公私有祷,其应如响”的说法,但就目前可见的文献,直至明代中叶,潮州地区尚未出现“双忠公”在本地“显灵”的记载。所有提到张巡、许远的文章、诗赋,讲的都是睢阳之战的英烈,托梦钟英的灵异,以及历朝皇帝的封典,至于“双忠”与本地社会的关系,则主要借助与韩愈和文天祥有关的故事来表达。潮州士绅一直引以为荣的就是,韩、文这二位在传统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知名度”很高的士大夫,都在潮州建立过功业。这种关于“双忠”信仰的解释,到嘉靖年间有了重大改变。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见到“双忠公”在本地“显灵”,为百姓捍灾御患的灵验故事开始被编制出来。
最早记录“双忠公”在本地“显灵”故事的是嘉靖四十四年林大春的《重建灵威庙碑》,其中三个灵验故事讲的都是张巡、许远“显圣”协助乡民平定盗乱、捍卫城池的内容,反映了明中叶以后潮州地方的实际情形。天顺以后直至明末,潮州一直深受“山贼”、“海盗”与“倭寇”之苦,所谓“潮州地方逖悬岭外,山海盗贼匪茹……群丑日招月盛,居民十死一生”[24](卷十九)。潮州各地城池、村寨一再被攻破,破城以后生灵涂炭,典籍、文物付诸一炬。而明朝的军队却是兵疲将弱,不堪一击,善于扰民而怯于御寇。保乡卫土的责任,基本上是由地方官员、本地士绅以及由他们组织起来的“乡兵”来承担的。[25]在这种情形之下,以义勇忠烈、捍城御寇著名的“双忠公”,很自然地成为官员、乡绅用于动员百姓的信仰资源。有意思的是,林大春在讲述嘉靖年间双忠公协助潮阳县民固守县城的传说时,很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灵验故事“见证人”的地位。前引睢阳故老讲述“双忠”来潮缘由时,林大春已经充当了一次“见证人”的角色。这样的做法一再出现,考虑到当时动荡险恶的社会环境,其良苦用心已尽在不言之中了。
如果从传说中的宋代熙宁年间算起,到明嘉靖时,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已经存在了近500年。此时距元朝皇庆元年赵嗣助等兴建的灵威庙落成,也已有250年。灵威庙始终是潮州地区祭祀双忠公的唯一庙宇。就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倭盗围城五旬,“士民请祷于东山双忠之神者,动经数里而遥,又会中外戒严,往返不便,乃相率奉其遗像”,在潮阳县城内建立了“双忠行祠”,“有司朔望谒如城隍礼”[19](卷九)。“双忠行祠”的建立,使东山灵威庙之外,出现了另一个以张巡、许远为主祀神的庙宇。
“双忠公”在本地“显灵”故事的创造和东山灵威庙之外的“双忠行祠”的出现,是双忠公信仰“地方化”和“民间化”过程中极富于象征意义的发展。在地方社会处于紧急状态、朝廷军队无力救助、保乡卫士的责任完全由地方官员和本地士绅承担的情势下,本地士绅创造了双忠公保佑地方平安的传说,在被围困的县城里建立神明的“行祠”并在此举行仪式,直接的目的当在于提高守城民众和乡兵的士气,安定民心。林大春等乡绅自然也明白,对百姓来说,神明的“灵验”故事要比士大夫的“义理”更有动员能力。
潮州地区动乱的势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直至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结束“迁海”并开放海禁之后,地方社会才逐渐平复下来。在这一过程中,双忠公捍灾御患、保土安民的传说继续流播,潮州各地也都纷纷建立起双忠庙。首先是原来因局势是否紧张而设废不定的潮阳县城“双忠行祠”,终于顺治七年(1650)正式落成[26](卷一二),紧接着在顺治十一年(1654),潮阳、惠来、饶平等地城乡又有几间新的“双忠庙”落成。[27](卷二五)康熙、雍正年间,有关海阳、揭阳、普宁等县多间“双忠庙”落成的记载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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