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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本地形成的有关潮州双忠公信仰的另一个极有影响的解释，是刘应雄在撰写《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时，所阐述的张巡、许远崇拜与韩愈的关系。唐代大历年间（766－779），张、许二家后代就睢阳城失守的责任和许远的气节问题争论不休，朝中也对此意见不一。元和（806）时，韩愈出面，为张巡、许远说了“公道话”，事载《新唐书》中。［18］（卷一九二）刘应雄写庙记时，特别强调双忠公“肆今崇祀，隶韩公过化之乡，意皆精灵之合，以韩公为知己，故翩然被发而下大荒”，把张巡、许远托梦的传说赋予新的意义，说明双忠来潮崇祀，是由于同气相求，以韩文公为知己，自愿来到韩愈化过之乡保佑地方。这是一个极富于意义的解释。韩文公信仰在潮州地区的独特的文化象征意义，已如前文所述。既然双忠崇拜与韩愈有那么深远的历史渊源，那么，在韩文公教化过的边远之地，祭祀来自中原的得到王朝册封的神明，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刘应雄此举的聪明之处在于，在赋予潮州的双忠公信仰“正统性”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一个非常“地方化”的解释。连《永乐大典》的编修者，对刘应雄的这个解释也赞赏不已，特意在《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之前加了一段按语：“张、许二公功德在天下，迨今赫赫若前日。而刘之文复能备述，以示荒裔。且谓与韩公或有默合之处，尤为超见。”
元代本地豪族参与双忠庙宇的修建，双忠公信仰与韩愈、文天祥这两位在本地有卓著事功的“神圣人物”关系的初步建立，可视为潮州双忠公信仰“地方化”趋势的开端。这一趋势在明代得以继续发展。
时代地方官员一直将东山灵威庙列为祀典庙宇。“初岁祀以惊蜇、霜降，行礼如旗纛之例……及知县黄一龙至（事在隆庆三年［1569］——引者注），首厘祀典，始易以春秋二仲，从上丁后举祭，献奠如帝仪。”［19］（卷十）除潮阳县的官员外，因公私事务路过潮阳的各级官员，也常常到灵威庙祭祀。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有明一代地方官主持的重修灵威庙的工程共有五次，其中最重要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署知县郑良壁主持的重建。
此次重建在庙宇毁于战乱之后进行，林大春等本地士绅也积极参与其事，“一时士民争先趋赴、施钱助费者，不可胜计”，仅用三月新庙落成。这次重修最后奠定了东山灵威庙的基本格局，庙宇及其周遭东山的环境，已经被营造得相当契合士大夫的情趣。“殿额上书文丞相《沁园春》词”，“门之外有词碣二，其额曰‘双忠庙’。不书灵威者，从时称，称民志也”［19］（卷十）。灵威庙又被正式称为“双忠庙”，亦始于此次重修。清代以后潮州各地普遍兴建祭祀张巡、许远的庙宇，也大多称“双忠庙”。
明代潮阳双忠公崇拜最重要的发展，是在灵威庙两侧修建祭祀韩愈和文天祥的庙宇，“二祠岁祀并如双庙之仪”［19］（卷十），从而在东山形成了具有明显士大夫文化色彩的祭祀中心。元代出现的有关双忠公与韩、文二人关系的解释，被明代潮州地方官员和士绅全盘接受，并得到发挥。
祭祀文天祥的大忠庙出现较早，在弘治九年（1496）已经建立。主事者为知县姜森和分巡佥事王相，而向他们提出在灵威庙旁建设此庙的，是本地士绅萧龙。按照林大春的解释：“曰大忠，关世教也。”［19］（卷十）嘉靖四十五年大忠庙重修，曾任广西佥事的海阳人章熙作《重建大忠庙记》，其中详细论述了大忠庙与双忠庙的关系：“大忠祠者何？祀宋丞相信国文公也。祀公于潮阳东山者何？以公当宋末，间关海上，经潮阳谒东山张、许庙，感慨作沁园春词以见志。忠义激发，至今凛凛有生气。故祠亦在双忠庙之左也。”［19］（卷十五）大忠庙建立以后，就与灵威庙一起，并称为“三忠”。
韩祠的建立在隆庆元年（1567）。潮州最著名的韩祠无疑是宋代已建于州治的韩文公祠，历代均列入国家祀典，明代宣德十年（1435）四月，也有“命潮州府祀唐韩愈”的诏令。［23］（卷八五）潮阳韩祠建立的理由，却直接与双忠庙有关。首倡者为当时刚刚就任潮阳知县的黄一龙：“龙因政暇登临，祗谒双庙，顾谓僚佐叹曰：夫二忠之来，以韩公所在也。今二忠有庙，公可独无？且像公者，故在沙门（指成化间在潮阳灵山寺所建之留衣亭，内有韩愈像——引者注），然废久矣。纵令犹存，曷足以示崇重？闻公尝至东山，其以东岳故地祠公，自斯年始可乎？”［19］（卷十）在黄一龙建韩祠之前二年，林大春已在《重建灵威庙碑》中，记录“双忠”来潮与韩文公关系的新的“证据”。这次记载的内容与元代刘应雄的说法并无二致，所不同者，林大春指传说直接来自睢阳，而且是他本人亲耳听到的：“余尝守睢阳，亲吊二公百战处。及询之故老，犹能知公来潮阳事。说者谓：昌黎韩公尝白许公于朝议之后，后坐佛骨事谪潮，潮人祀之。故二公之来，以韩公所在也。”［19］（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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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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