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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将民俗学者范·哲乃普的通过仪式模式进行改编后应用到叙述中，这的确是极富洞察力的，但是普遍主义者建立在心理一致（psychic unity）——即，所有的人都拥有相同的神话结构——基础上的假定则是不正确的。在《创造性神话》怪异研究第四卷《上帝的面具》中，坎贝尔自己谈到了《英雄》：“在《千面英雄》中，我已经指出神话和神奇故事……属于我称为‘英雄冒险’的一般类型里，在经历了人类文字记录的历史后，本质形式没有发生改变。”（1968：480）
很长一段时间，神话的业余研究者都有一个普遍的幻想，即所有的人共享着同一个故事。很显然这是一种痴心妄想。坎贝尔提到把英雄模式作为一个普遍的单一神话，这个空洞的新造混合词是他从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Campbell，［1949］1956：30－35）中借鉴过来的。经验性事实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关于普遍性的问题。没有哪个单一的神话是普遍的，这个陈述与坎贝尔的观点背道而驰。他被邀请就代达罗斯（Daedalus）这个特定的问题写一篇论文专门收入1959年的《神话和神话创造》，该期刊还收录了摩萨·伊利亚达（Mircea Eliade）、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理查德·道尔逊的投稿。坎贝尔以他当时现成的《上帝的面具》系列中的绪论为基础，开始了他的《神话学的历史发展》的写作，“世界神话学的比较研究促使我们把人类的文化历史看做一个单元；因为我们发现像盗火、冥土、处女分娩、英雄复活的主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分布，就像万花筒的原理，尽管主题并没有变化，但是似乎到处都有新的组合”。（1959：232）即使是刚起步的民俗研究者都会对这种论点感到怀疑。做出关于普遍性的权威声明很容易，但要想去证明它们却很难。以处女分娩为例。如果我们查询《母题索引》，我们会找到母题T547，处女分娩。关于这个母题只列了三处引文。一个提到了欧洲圣徒，另一个是古典希腊神话，还有一个是南美印第安人的资料。此外，我还不知道有没有非洲的处女分娩故事。在《母题索引》中也没有引证西伯利亚、波利尼西亚，或者是美拉尼西亚的故事。从原来的澳大利亚到新几内亚，我们记录了许多神话，但是很显然那里没有处女分娩的故事。因此我们能够接受坎贝尔单凭信仰所主张的处女分娩是全世界分布的吗？在《千面英雄》中，有整一章节都是关于处女分娩的（［1949］1956：297－314），但是所引用的关于第一个男人与他的妻子们、与女儿们性交从而生出了孩子和动物的非洲文本，很难说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处女分娩的例子。在他的普遍性的列表中，坎贝尔也提到了洪水。在我编辑的《洪水神话》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确定非洲沙哈拉地区本来就没有这个神话（1988）。
坎贝尔极为轻率地选用民俗资料来证明他所谓的英雄模式。例如，在名为“鲸腹”的章节中，坎贝尔引用了约拿故事，我确信那些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读者赞同将《旧约全书》中的这个叙事认为是该主题的理想范例（尽管就学术上而言该动物并非真的被看成是鲸）。坎贝尔接着引用了第二个说明性例子“一个被狼吞吃了的德国小女孩小红帽”（［1949］1956：91）。该叙事当然不是神话而是一个民间故事，即阿尔纳－汤普森故事类型333，故事并不是关于男英雄的，而是讲述一个女孩成为了女英雄的故事。坎贝尔模式是平等地应用于女性还是仅就男性而言（cf． Lefkowitz，1990：430）？这里所谓的吞食者不是一头鲸而是一只狼。但是，我们知道，更为重要的是，以女孩为中心的民间故事口头版本（相对于男性如查尔斯·皮劳尔特［Charles Perrault］以及格林兄弟所修订的文学版本而言），女孩并没有被狼所吞掉。相反她假装需要出来澄清而最终逃脱了。这样看来，因为小红帽是个女英雄而非男英雄，又因为她没有被狼吞掉（在韩国、日本和中国的版本中是老虎），所以该故事并非是证明“葬身鲸腹”这一神话模式全世界普遍存在的最好依据。
尽管缺少证据，坎贝尔似乎对于世界性民俗的存在毫不怀疑。在这方面，他倒退到了19世纪的心理一致说。大多数民俗学者同意相似物的出现归因于一元发生说和传播论而非多元发生说，但是这并非坎贝尔的立场。他的理论，如果我们也能如此称呼的话，主要建立在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毫无确实根据的“原初”（Elementargedanke）概念，或者是作为卡尔·荣格原型观念先驱的元素概念（elementary ideas）之上，两者都被坎贝尔不加批判地予以采纳（1972：44，1968：653；Campbell and Toms，1990：68）。在他为盖泽·茹黑姆（Geza Ruheim）1951年纪念文集所写的《传记和神话：神话科学绪论》（Bios and Mythos： Prolegomena to a Science of Mythology）中，坎贝尔做了清晰的陈述：“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不忽略这样的事实，即神话原型（巴斯提安的元素概念）割断了文化领域之间的界线，它不再被限定于任何一个或者两个文化领域之中，而是在整体中被不同地表现。”（1951：333）坎贝尔最后，据他自己承认，相比较弗洛伊德他更喜欢荣格，尽管在《千面英雄》（Campbell and Toms，1990：121）中，他运用了两人的概念，并且他似乎接受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神话”，依照坎贝尔而言，“是集体无意识的表达”。但是，与荣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有时候的确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传播可以说明神话中跨文化相似的出现。（1990：123）
最令我感到烦恼的仍旧是坎贝尔坚持原型的存在。考虑一下《以神话为生》（Myths to Live By）里的这段话：“我的一生，作为神话学的研究者研究这些原型，我可以告诉你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全世界都相同。”（1972：216；原话为强调）荣格认为存在着与全人类所共有的个人无意识相对的被推测为集体一部分的全人类前文化土著形象，并且这些本能体现在梦中和民间叙述中。这些原型的数量很有限：伟大的母亲，智叟，儿童，四段式（fourness），等等。正如专业的民俗学者往往容易忽略坎贝尔并且未能对他的全部作品做出批评，同样的他们也未能对荣格及其原型概念进行批评。但是，在书店的那些名义上包含着民俗方面书籍的区域，我们发现了与坎贝尔的书几乎一样多的民俗学荣格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为什么没有民俗学者对于原型观念的批评？我认为相比较原型观念，业余爱好者所传播的个别观念更加不利于严肃的民俗研究。我发现它总是被无知的学者，以及那些无论何时我总有机会给他们做民俗公共演讲的大众所引用。除了精神一致以及普遍主义毫无根据的假设之外，原型问题，在荣格关于儿童原型的经典论文中已非常清楚，是这类简单证明的一种应用。引用荣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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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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