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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亚细男 菅丰 塚原伸治]民俗学的调查论问题
  作者:福田亚细男 菅丰 塚原伸治   译者:赵彦民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27 | 点击数:2455
 

  为什么《民俗编》加入地方史?

  菅:那么,为什么在地方史中赋予了民俗的位置?背景呢?是文化厅的问题吗?

  福田:当然有文化厅的调查,可能民俗调查或民俗资料的某些价值被认可或被认识,比这更大的理由,简而言之,我想是历史编纂方尝试比以往历史的编纂更具有丰富的内容的时候会把目光转向民俗这部分吧。在地方史中,我想几乎没有民俗学者参与整体的构想。换言之,是历史学者参与,或者邀请他们推敲框架结构。其中,这一点在那个地方也写过,东日本的地方史在较早的阶段就确定了民俗的位置。它是从60年代结束前后到70年代、80年代。不过,西日本并不是这样。西日本较晚才出现民俗编。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东京方面,或者,勉强来说,这一点,东京大学及其系列日本史等领域纳入了比较民俗。大体上,在县史的层面东京大学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市町史等方面并不是这样。在这些部分出现了民俗,由京都大学及其系列主导的地方几乎没有民俗出现。正是现今,例如,像在山口县史、鸟取县史等各个地方才增加了民俗内容,过去没有。存在这样的倾向。总之,我想,说地方史是民俗学被社会承认的呢还是什么呢?特别是作为学院派民俗学通过与其他各个学科齐头并进成为了深化民俗学存在被社会认知的契机。

  我为什么积极地参与了那些活动,必须说一下此前的事情,在60年代的阶段,学院派民俗学仍然还是以比较研究为主。基本上,民俗学是通过重出立证法进行全国性的比较。最初,宫田登先生刚刚在大学任教的时候,在对学生的毕业指导中,说了“不进行比较也可以”这样的话。结果,其他大学的人感到非常吃惊的样子来和我说:“宫田先生竟然说那样话。”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民俗学的研究仍然是做比较。所以,不通过比较的方法来写论文也可以之类的被认为是毫无道理的。这一阶段,在市町村史的编纂中逐渐出现了《民俗编》,我想,当时承担者们或许为了获得重出立证法这一比较研究所需要的信息或资料,利用了市町村史。但是他们脑子里并没有利用了这些资料的意识。如各位都了解的那样,在市町村史或县史中,很大的一部分是把《民俗编》置于《资料编》的位置。所以,与汇集在一起《资料编》的文书相同对待。这对民俗学者来说也是同一标准的。简而言之,我认为,因为是把进行全国比较的资料作为某某市史民俗资料编汇集,所以没有突出不同的部分。对此,我主张个别分析的方法,主张应该在地域中分别调查、分析,然后做出回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以前的市町村史编撰者进行了批判。如果要做的话,必须扎根于地域做出解答。如果是个别分析法,其目的或效果应该一致。总之,进行地域调查,以此分析做出解释,这或许也是民俗学的解答,在揭示地域人们的课题或指出问题这一点上有与地域史编纂的目的也一致那样的自信、那样的理解,在做民俗调查这一意义上参与了市町町村市或县史的编纂。

  菅:《胜田市史》是开始的契机吗?

  福田:胜田是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将其称为胜田方式,这也是,当然全部是由历史学者构成,这其中,当时,宫田登先生、平山和彦先生和我及当地的佐藤次男先生是专门委员吧。

  菅:福田先生在那个时候还是研究生吧?

  福田:像刚才提到的那样,如果说哪里创新的话,基本上,是编纂可理解市史。迄今为止称为资料编的内容仅是根据项目来排列调查数据。此后这些数据成为了某地某人为了做比较研究时所需的数据。如果说可理解是什么的话,是编纂包含相应的分析、解释、解说的市史。这些点作为目标,我现在仍认为这是非常创新的。不过,在编纂的过程中也是本着创新,虽然做问卷调查之类的看起来像没有价值,但还是实施了问卷调查。另外,在市史《民俗编》的正编出版前的中间阶段刊行了调查报告书。这些,在此后就成了自然。市史调查结束了,就刊行调查报告书,接着就出版正编的《民俗编》,这一过程就形成了规律化。这也是因为规律化,说是千篇一律吧,成了非常不好的形式,有这样的经历,此后一直参与了几册编纂,参与了很多。

  作为权力关系要说的是,当然,因为我也了解1968年、69年和1970年,虽然以努力弱化那些问题的形式来开展工作,但是仍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本科学生,宫田先生貌似经常动员包括本科学生在内参与这些活动,不过因为我不是大学教师几乎没有组织过本科的学生参与。虽然这样讲,此后还是出现了很多从各个大学来的本科生,在这一点上,专门委员、调查员、还有临时参加调查的学生,这些群体关系存在非常大的问题的确是事实。现今来看也是有问题。

  我不太愿意参与文化财的工作,接受了文化财审议委员是不得不的事情。虽然这个工作现在也在做,不太积极是因为文化财是固定民俗的工作。所以,无论是民俗事象的祭祀活动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是将其固定,站在不认可变化的立场,让我很难给予评定。我成为文化财审议委员的时候,我想也有觉得意外的人吧,我经常强调要把变化的东西或新的东西指定为文化财那样的主张,文化厅的人曾经说过:“欸?把那样的东西指定为文化财吗?”东京的文化财并不是我指定的,参与了世田谷旧货市场的文化财指定工作。有人说:“那样的东西怎能是文化财?”还有,如果说到横滨,在横滨的某住宅区,稻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在此以住在区自治会为中心恢复了驱赶害虫的仪式。没有任何害虫,也没有稻田。但是,举行驱赶害虫的仪式。虽说是恢复,当然没有火把。在竹竿的一头绑上空罐儿,装入灯油用布条做灯捻,然后点燃在住宅区内巡游。参与了把其指定为横滨市文化财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怎么也不想把文化财给予所谓的固定传统的东西、或者不认可变化的东西。说点多余的发言,无论是哪里的审议会都造成一些迷惑,与其相比,参与过的市町史可以与我的个别分析法的立场几乎不存在矛盾,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调查、记录。

  是否浪费公款了?有像你所说的这一方面。特别是高速成长期的地方史编纂有非常丰厚的资助,即使是我们研究生的活动,现在回想起来也是给予我们很高的资助。如果说它到底与成果是否相称,好像不相称吧。

  菅:如果从全国范围来说,真的是上亿、数十亿,或许全国应该投入了约上百亿的资金。

  福田:有可能是那样吧。

  菅:是的吧,如果把县市町村史都算上的话。现今,这些市町村史是如何被利用的呢,也没有像这样的评价、检查,没有思考市町村史到底具有哪些意义。例如,今后,地方史的民俗报告书或民俗编这些东西,留下某一时代的历史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但是它产生与其相应费用的效果是应有的行为了吗?

  福田:如果说那种话便成了逃避,地方史不只是民俗编啊(笑)。地方史自身的存在也有必要反思。地方史编纂完全没有国家的补助金,基本上必须都是自筹资金编纂完成的,市町村也是,县也是。所以,如果以这种形式去实施的话,百分之百是使用了地方税金,如果这样追究的话,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了,是熊本县阿苏的一宫町吧?一宫町出版了新书版a的町史。虽然版面比较小,但是这样的想法是适当的。出版印制使用漂亮高级的布制装订、1000页左右的东西,用于装饰市长或议员接待室那样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意义呢?即使说与个别分析方法相对应没有矛盾,但也没有被利用。

  菅:会反省这一点。

  福田:这个也反省(笑)。

  菅:今后,我想这些地方史编纂运动几十年后还会在某些地方出现,不断反复。现今,当事者还健在,而且现今这些运动还在持续,所以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问题,我想这也是20世纪民俗学存在的一个很大的课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危惧意识在1990年代年轻的研究者中曾经非常高涨,我也从某一时期开始,决定即使有邀约也不参与了。实际上,我也参与了六个地方。

  福田:参与了那么多吗?

  菅:我最初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参与的,是与福田先生一起的。我想你可能不记得了。我曾经也参与过那些地方史的编纂。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福田:是吗?拿到打工钱了吗?

  菅:打工的感觉,参与了市史的编纂。所以,如果从这些经验来说,我感觉让教育也停滞不前了,引发了某种伦理的大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二十一世纪民俗学超越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就暂且到此吧。最后是公共性的内容。然后进入实践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0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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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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