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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从大学时代开始接触中国历史，到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了。中国有一句话叫“旁观者清”。作为一个美国学者，站在美国看彼岸中国，研究中国历史，当然会有自己的优势，肯定也会碰到许多困难，您在研究过程当中，优势主要在哪些方面，困难又主要在哪些方面？
孔飞力：优势是这样的，我看东亚的文明和我们很多地方不一样，传统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我不能说中国的历史比我们的历史长。因为我们的历史也包括希腊、罗马，古代的欧洲历史，我们是欧洲的移民。所以我们的历史也很长，不过传统不一样。有几点是尽人皆知的。一个是集中化，中国差不多三千年前就已经成功了，所以和我们的传统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的罗马帝国，把欧洲各个地方，所有的地中海文明都集中化，把集中的整体演变到2000年的历史，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当然你也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传统不完全是集中化，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个问题，不过从思想来说这个集中化很重要，对你们的政治传统、政治思想有很大影响。对我们自己的政治思想传统有比较深的了解，再来看另外一个可能，也许可以更清楚一些。此外，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西方的知识分子思想和社会背景完全不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各种机关和各种系统有密切的关系，和我们的思想家有很不一样的历史。这个对了解我们自己西方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帮助。反过来也是这样，你了解自己的文明更多，再看另外一个很出名的、成功的文明，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至于困难，那就太多了。第一个困难自然是语言，你看我学习汉文和汉语都已经四十多年，口语还是不行，看书比较快，有的文体我看得比较容易，不过有的我还要努力。还有我研究中国，研究中国历史，当然要到中国去，跟中国人交朋友。我原本以为我一个外国人，各方面跟中国人都很不一样，认识中国人，跟中国人交朋友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后来我发现实际上一点障碍也没有，根本不成问题，非常容易，我在中国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我和中国人差不多，觉得和家里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交朋友也非常容易。我在中国还有很多老朋友，关系很密切。对我们这一代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来说，最不幸的是，我们年轻的时候，1960、1970年代美国政府不让我们访问中国，中国也不接受美国人访问，两个国家分裂得很厉害，对立得很可怕。那时我很伤心，我研究一个国家却不能去这个国家，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差不多放弃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准备转向学习和研究另外一个地方——日本。到了1974年，两国学术代表团终于可以互访，8月我陪同一个由十二位学者组成的植物研究代表团（The U.S. Plant Studies Delegation）访华，做他们的顾问。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先后访问北京、吉林、辽宁、陕西、江苏、上海和广东的植物学与农业研究有关学术机构及其研究人员。终于踏上中国，我当然非常兴奋。可是，那时正值“批林批孔”，气氛很紧张，每个图书馆都有高中学生把守，非常可怕。最可气的是没人敢跟我们说话，可能是他们担心被追究。这个我可以理解。不过那时我觉得有点伤心。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对太平天国有兴趣，所以，我请求访问几位有名的中国前辈史学家，比如罗尔纲，但他们都说不方便。当然不方便，他们已经受过批判，不想再找麻烦。过了几年，1979年6月我们又去一趟，也是组团去的，名称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个明清史学者代表团，有韩书瑞、魏斐德等大约八到十名成员，魏斐德是团长。这次跟上次不同，中国已经开放了，我们参访了六所大学的历史系、图书馆，他们都欢迎我们。也就是这一次，我第一次访问了第一历史档案馆。不过，那时中国刚刚开放，在档案馆，我们仅可以看一些标本，不让随便研究，因为还没有完全开放。以后去就方便多了。我1980年、1981年到中国，都会去看档案，比较方便。1984年我在那里待了半年多，查阅有关“叫魂”案的档案。可以说，如果没有看到那些档案，我不可能写《叫魂》那本书。你问我研究中国历史遭遇哪些困难，当年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困难都是因为不能去中国访问造成的，也就是由冷战政治造成的。比如学中文，如果能直接到中国去学，像我们的前辈和后辈一样，那当然方便多了。所以，美中邦交正常化，我们就放心，很高兴。那个时候哈佛燕京学社是最先邀请中国大陆访问学者的机构，我曾经到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面试过几个申请者，他们都来了，是我们第一批访问学者，他们是你的老前辈。
前不久哈佛大学举办“战时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去旁听，魏斐德教授在会上发表演讲。他说：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基本上是一个点一个点，或者一条线一条线，在点和线上，的确有不少非常出色的研究，但对于中国整体而言，这些点和线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它们所体现的仅仅是“局部的深刻”，如何在这些已描画出的点和线的基础上，绘制出中国的整体地图，形成对中国更全面、完整的看法，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孔飞力：这种想法当然是好的，但这样研究中国历史，恐怕连中国人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吧，更何况我们外国人。为什么？因为要真正理解这样的问题，要做一个比较深的研究，那要占多少时间！你看傅衣凌先生，非常出色的一个教授，他研究的是明清社会史，特别是商业史，这么能干，这么有学问的中国老教授，也只能做一点。对不对？当然也有几个学者是做通史的。不过通史现在差不多都是委员会做的，像《剑桥中国史》，可以说就是一个委员会做的，光一个人去研究中国所有的史学问题，我不说是不可能的，但可能性一定很小。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缺点，不知道委员会的史学比个人的史学好或者不好，或者哪一种办法才可能做得更好一点？但我想一个人的话一定做不好。一个人的生涯太短，这么短的生涯里，要了解那么多东西，那么多资料，做不过来。
我们也许可以在表面上写一个通史，比方说编一本大学课本，但如果做一部质量上乘、水平很高的著作，我觉得一个人做不到。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看各种专著、论文做一部通史，也就是在很多人已有的在不同的点或线上下了很多功夫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史，这也许是可能的。不过人到了一定年龄就没有力气这样做了，你有再多再好的知识，也不可能做了。其实，也不仅仅历史学如此，物理学、生物学、哲学等等，也莫不如此。物理学有爱因斯坦，生物学有达尔文，他们都是天才，学识、智力超群，但他们也无法穷尽宇宙演化的奥秘或物种起源、遗传与变异的真相，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也许找一些局部的分析价值大的问题深入研究，未尝没有好处。不过这样做对不对，我不敢说。
孔飞力与周武在访谈结束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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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2月28日 第A02版：访谈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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