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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以失“随”
如果关注给出高额度礼金的群体我们会发现,其年龄段分布很广,上达六十岁左右,下至二十岁出头,辈分差异悬殊,并且不管是在“当街”“南头”“北头”“东头”“西头”,这种“失随”现象均有发生。可见,这种情况并不是由血缘或地缘下的因素导致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打破原有的平衡?又是谁在成为村庄游戏规则的新缔造者?
首先,在红白喜事中,最大的互动双方是主家与客。笔者发现,主家正是抬高礼金的力量之一。以结婚为例,近五年东委村兴起了“订婚席”——主家在男女双方订婚后先小范围摆一次席,邀请亲近的乡亲、亲戚与朋友,这顿饭是“只坐席不上礼”。这部分人在随后的结婚“正日子”里还会来,并比没有喝订婚酒的人多随五十元。但是,并不是所有受邀者都会欣然前往,不乏受邀者表示意外与不情愿,故这五十元可以说是主家“要”来的。而且,在一场仪式中的主家在另外的仪式中可能就会扮演客的角色,故他抬高礼金后自己也要承担这一后果,那为什么主家还是会这样做呢?究其原因,在于举办仪式的频次失衡。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现在东委村的家庭结构出现了较大差异,家庭人数差距拉大,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在“办事”的频次上远远少于有四五个孩子的家庭,如果只能随同样的礼,必然入不敷出。由此,订婚等原来没有举行过的仪式也逐渐兴起,成为回收礼金的一个方式。在主家抬高礼金的情况下,礼金的参差不齐是由客们是否受邀参加订婚酒席所导致的。而邀请的主动权掌握在主家手中,往往并不完全依据血缘与地缘,而多选择互动频繁、利益相关者。除此之外,也有“客”自行打破原有的统一标准,主动抬高礼金。如在有人拒绝提高礼金而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往往就会出现礼金的差异。笔者将主动抬高者、被动跟随者与拒不跟随者归纳成以下几类:
不难看出,主动抬高者的共同点在于经济收入较高,被动跟随者则是在二三十年前处于较高的经济与身份分层者。二十年前乡亲礼的最高额均是由村支书随出,其他人并不会跟随——认为这是一种地位的对应。而在近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东委村经济分层拉大,“种棚的”与“做买卖的”跃居村庄经济上层,从而使经济分层与身份分层出现错位。此外,“种棚的”与“做买卖的”虽同是作为主动抬高者,但动机却不同。“做买卖的”因为生活场域离开村庄,但户籍与生活意义却仍停留于此,随时准备“落叶归根”,不愿也不敢与村庄断绝联系。由于平时无法像在村内生活的村民一样互助,比如“攒忙”(19),这样轮到自己“办事”时就面临着没有人来“攒忙”的危险,故他们会选择通过较高的礼金、较广范围的随礼来弥补这一不足。但“种棚的”则不会面临这种边缘化的危险,他们之所以仍然选择主动提高礼金,除了因销售西红柿、草莓需要与部分村民密切互动外,同时也是对经济地位的确认。“上班的”虽然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但是作为“有头有脸”的“体面人”,加之一两百的礼金并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也就选择默认与跟随较高标准。同时我们也看到,拒不跟随者里也有工薪阶层,这部分人与选择跟随的区别就在于自己没什么“事”可办,鲜有机会收回礼金。相较于拒不跟随的工薪阶层会被指责为“小气”“不会来事”,普通农户的低额礼金则被表示接纳与理解,主家会说这家“不容易”,多少都是份乡里情分,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承认了自己“过得不好”的地位。
亲戚礼差距的拉大需要给予格外的关注。十几年前亲戚间都要协商保持一致,并且标准是按照经济状况较差的来定,随多的会被指责为“充大头”“不懂事”,即便是有能力想要多给也只能私下以其他方式馈赠。而在2010年后,尤其是近两年,差别直接体现在了礼金上,照顾穷亲戚的标准已经很少,随礼少的会被认为日子过得不红火,在家族里抬不起头,多随的反而也没有照数收回的期望。这种互动使得穷亲戚无论是作为主家还是作为客,都处于劣势地位。
由于之前“能帮上忙”的事务在农业生产、生活领域逐渐减少,也使得人们更加小心翼翼地用“礼”来维持着村庄互动。而在礼金博弈中经济实力处于上层者的主导地位,工薪阶层的从属地位,普通农户的抗拒态度,主流礼金向经济上层者看齐,过低的礼金比过高者受到更多关注,年长者多数处于经济分层的下层——这样的一幅图景让我们看到经济分层已然继血缘与地缘的亲疏远近之后,成为影响村庄社会关联的又一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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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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