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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浙江奉化村庄的关键词是“经济分层”，当地村庄有着明显的经济分层现象：村庄中5%的家庭年收入为10 ~100万元甚至更多，20%的家庭年收入为5 ~10万元，70%的家庭年收入为2 ~5万元，5%的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当地村庄的“人情”异化情况并不遍布全村，而只集中在富裕阶层之中，即只有那5%的少数富人能够“炫富”，大多数普通村民仍是进行着情感型的“人情”往来。少数富人能够利用“人情”“炫富”，既有“人情”自身的原因，又有村庄性质的因素。首先，上文已经说过，“人情”往来的一个特点，是以金钱作为交往的媒介，但是礼金的额度在情感型“人情”村庄中又很难被控制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多村庄中的村民都觉得“人情”礼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的原因，而在经济分层明显的村庄之中，礼金任意发展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即由于“人情”以货币作为交往的媒介，这就有可能导致人们因为支付不起礼金而退出或缩减人际交往圈，“人情”这种交往机制在这时反而起到一种排斥交往的反作用。从总的礼金标准来说，高昂的礼金标准[10]对于富裕家庭来说只是个小钱，但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却是一项负担，从个体送礼的层面说，人们特别是以朋友的身份送礼时，可以根据感情好坏以及经济状况来自主确定所送礼金数目，[11]这时，富裕家庭给一般家庭送高昂礼金，会成为一般家庭在的经济负担，因为富裕家庭送出礼金后，一般家庭也必须以富裕家庭的礼金标准来还礼。这样，当地的经济分层便转化为了社会交往层面的分层：像戴书记那样的富人，不管请多少人他以后都还得起礼，他就可以随意地扩大“人情”圈，状况一般的村民，还是按照正常的状况开展“人情”往来，而特别穷的村民，只能把“人情”圈压缩至请“至亲”。其次，当地村庄的内在性质，也构成了富人能以“人情”“炫富”的因素。当地村庄的舆论系统并未完全瓦解，但在货币逻辑侵入后，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如村庄中的“面子”评价机制是分层级的，基础性的“面子”是“有没有钱”，第二层的、扩展性的“面子”才是传统的那些评价[12]。当“有没有钱”成为村庄中的舆论评价的基础机制后，富人用“人情”来谋取声望才有了收获效果的可能性。
“人情”类型与村庄社会基础的大略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图2）：
六、如何改造异化的“人情”
改造异化的“人情”，首先是改造“人情”自身。“人情”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沉重债务、起到排斥交往的反作用、乃至成为敛财的工具，关键就在于其把金钱作为人情联系的载体。当下大多数农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不再需要通过融资的方式来完成家庭中的各种仪式化庆典，因此，淡化“人情”中的“钱味”是改造“人情”的重点。我们在浙江奉化村庄中调查时，一位徐姓村民时说，“我有表兄妹30多个，关系很好，但我们之间有个规矩，办事时互相走动但不送礼，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想避免无谓的浪费。”黄玉琴(2002)提出的“减少生命礼仪中礼金的数量，并且将其物化”的改造方式，和徐姓村民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纯交往”的方式，既减轻了大家的经济负担，又仍能起到建立和巩固人际关系的效果。
改造异化的“人情”，更为基础和关键的方式是改造和重塑村庄中良性的人际关系。“人情”是村庄中人际关系关系的反映，“人情”的异化实质是村庄中人际关系关系的异化。在“家族”和“国家”这两种强制力量都在村庄中式微后，很多地方的村民成了阎云翔(2006：5)描绘的那种“无公德的个人”，他们“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改造异化的“人情”，就是要在村庄中重新创造出一种力量，掌控住村庄中正面的舆论和道德，以便能够抑制这些个人意志过于膨胀的工具性利用“人情”的行为。“家族”传统在这些极端“原子化”的村庄中基本上是不可能复兴的，这种情况下该依靠何种力量呢?我们可以借那些还未出现大规模“人情”异化现象的村庄来反观，如河北青龙B村，该村中“人情”是“被动地”未异化，该村由于地处山中以及打工经济刚刚兴起，市场化逻辑没有充分进入村中，因此该村的传统舆论和道德能够保持得较好，但这并不能保证今后村庄越来越“现代”后舆论和道德不会被消解。而湖北宜都的C村，相对来说则是在“主动地”保护着村中的舆论和道德，而其依靠的力量是村级基层组织。宜都在全国一片“裁撤村组干部”的风潮中反而在不断加强村级基层组织的建设，如保证村干部队伍的稳定，[13]如充分调动起村庄中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党员、信息员的作用而不是让其成为“摆设”。在“原子化”村庄中树立起非家族型的精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一片平等细碎的“原子”核心家庭中，一些又热心公益事业又敢说直话的人能够浮现出来，他们能够批评村庄中的不良风气，他们也善于创造村庄中的正面风气。C村依靠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主体能动性，在开会、纠纷调解、公共设施建设这些“实”事中，对是非进行明辨，对善恶进行奖惩，如此保持和建构了村庄中正面的舆论和道德这种比较“虚”的东西。C村的成功经验是颇有借鉴意义的，“新农村建设”不能只是把重点放在补贴、项目资金上面，除了经济上、物质上的建设，还应注重文化上的、非物质上的建设，毕竟没有良性的文化网络的支持，投入再多的钱，村庄也将面临破败和解体。现在“原子化”村庄已经成为了中国农村的主流类型，在传统家族力量不可逆、现代司法力量对于“虚”事又不可及的情况下，利用发展和加强村级基层组织来抑制村庄中异化的人际关系、重塑村庄中正面的道德和舆论，是一条可取之道，同时也可能是如今最具现实可能性的一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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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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