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结论
事实上，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术语是创造出来的，以对市场做出负面反应”，有关非遗商业化的问题在执行《公约》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密切相关。这一事实表明在一个“旨在将物品脱离商业场域，为了思考、回忆和乐趣保护它们”的遗产体制中表达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困难。
虽然官方认可有必要平衡非遗和市场，认为这对于确保非遗生命力至关重要，但从规范性视角介入的行动者却面临着违背遗产基本原理的“痛苦”，因为《公约》是在这类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行动者共同关心的是，人们对“文化产品”(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以市场化的部分)的兴趣可能大于对产生这些产品的文化过程的兴趣，即对《公约》倡导的保护工作的实际目标的兴趣。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管控、规范商业化。该法规的条款旨在区分“好”的、会让“社区”获益的商业化，与对非遗进行“不合理利用”和“去语境化”的“坏”的商业化。
然而，我认为，“允许商业化但不能过度商业化”这一想法表明，《公约》执行过程夹在管理传统文化的两种逻辑之间。这些逻辑反映的是不同的道德经济，即基于排他性的专有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基于包容性和共享性的遗产管理制度。因此，在《公约》的框架内，“允许商业化但不能过度商业化”的原则体现出的是一种脆弱的平衡，突显了这两类管理制度遭遇时的艰难与二者之间的调和。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