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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野切口：“关系/事件”的展现
当人类学家就微观研究如何通向宏观展开争辩时，我们需要弄清他们所说的“微观”到底是什么意思。马林诺夫斯基(1986：4)在《江村经济》的序中用的是“缩影”：“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费孝通1944年翻译弗思的《人文类型》时，将弗思(1991：152)提出的社会人类学译成“微观社会学”；而在1996年提及弗思所指的“人类学的中国学派”时，又称其提出了“微型社会学”的概念(费孝通，1999b：21)。费孝通(1999a：14-45；1999b：26)在两次转引利奇对他的质疑以及他自己的答辩时所用的词都是“微型社会学”。无论是“缩影”还是“微型”，我们都可以在其背后发现较为浓厚的追求整合性、有机性和系统性的功能主义色彩。而功能主义早已被后世的社会理论家屡加清算(Wrong，1961：183-193；叶启政，1991：33-104；米尔斯，2017：33-68)。费孝通(2004：147-174)直到第三次回应利奇的质疑时才开始摆脱功能主义的幽灵，文章通篇不再提“微型”“缩影”这样的词，而强调“意会”。但是，此时的费孝通已经年事甚高，无法再做田野工作，“意会”如何可能结合在田野工作中成为他留给后人去解决的问题。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提出福柯思想对田野工作的启发性。他在《疯癫与文明》中对“愚人船”故事的挖掘，在《规训与惩罚》里对达米安受酷刑折磨场景与巴黎少年犯监管所规章的对照，在《无名者的生活》中对疯狂者米朗和“恶魔”图扎尔的侧写(福柯，1999a：5-12；1999b：3-7；2001a：56)，所做的都不是缩影式的微观事件分析，而是微小事件分析。在微小事件分析中，任何一个事件总是作为关系被把握，而任何一种关系又并不是化减(或凝固化)为结构，而总是将其视为事件。这就是所谓的“关系/事件”，它们构成了连续性与折叠性的切口，微小事件与世界历史之间呈现的是“折叠—切割—展开”过程中复杂的拓扑关系(李猛，1996：8)。孙立平(2000：2-11)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虽然在理论上与“关系/事件分析”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但其强调在田野中要善于抓住“有事情的时候”，要捕捉那些“有时纯粹是偶然的随机的联系”，要从静态的结构分析走向动态的实践分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旨趣还是相通的。
关于“关系/事件”，需要补充两点说明。首先，事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在发生的，相反，它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突变，因此构成了连续性的切口，从而把被日常状态所遮蔽的各种关系及其张力突出出来。其次，我们说要进行“微小事件”分析，并不是说要分析的事件影响都很小，规模都有限，震动都不大。所谓的“微小”一词，是针对“缩影”或“微型”来说的，是强调这些事件并不是与宏观结构直接相对应的。做村庄政治的“微小分析”，是强调不能把它做成村庄的宫廷斗争史，而是既要看制度是如何思维的，又要看制度中的各种行动者是如何遭遇、追逐、挣扎、逃跑的，要展示的是一部既充满算计和欺诈，又充满破绽和错误的事件史。《大河》的两重田野切口都是通过这个意义的“微小事件”展现出来的。
1.第一重切口：大河移民及上访
笔者1997年7月之所以愿意参加重庆市的挂职锻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重庆是三峡移民工作的重镇。三峡移民数量高达百万，投资千亿元，时间持续几十年，利益牵涉面极广，复杂性极高。通过移民这个窗口，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系列关涉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公平问题、发展问题、地区差距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魏沂，1999：12-13)。所以，三峡移民工作在库区有“天下第一难事”之称。笔者到平县报到后，如愿地被分工协助分管三峡移民工作。笔者原打算通过三峡移民研究切入对中国社会权力运作的分析，所以，非常投入地进入了前四个月的县城政治生活。不过，笔者后来还是碰到了障碍：由于并不单独分管具体事务，而只是协助另一名副县长分管移民工作，所以，笔者虽然可以在“面”上参与了解，但并没有机会参与处理某些事情或事件的全部过程，不了解全部的细节，对权力运行其中的个中滋味还是缺乏最深切的体验。而且，三峡移民工作当时刚刚开始，虽然能预感到其中的复杂性，但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没有作为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或韦伯意义上的“社会行动的后果”充分展现出来，因而是难以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
就在笔者为此感到困惑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知了大河电站移民为土地和房屋补偿曾上访多年的事件。听着知情人绘声绘色的介绍，笔者一下子意识到，虽然权力的现实之门是半开半闭的，但权力的历史之门对笔者则是敞开着的。权力的表现形态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和事端的各异而有所不同，但各种权力技术的耦合、制度与行动之间的互动、事件与关系的勾连，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个几十年来深深浸润在所谓“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或“共产主义文明”的社会来说，是既有着构成一种“新传统”或“文明”的若干共同的质料，也有着这些质料交叉叠合起来的某些共同机制。要想详尽地解剖一个不太久远而又异彩纷呈的历史个案，就可以切入这个社会权力运行的基本机理。对笔者来说，要考虑的关键要点是：大河电站的个案无需具备统计学上的“代表”意义或微型社会学上的“典型”意义，但它必须具有“关系/事件”概念上的复杂性。只有具有这种复杂性，才会透出权力运行足够的“味道”。为此，笔者对这个个案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摸底，结果发现，大河电站移民的补偿问题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基本解决，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移民代表几次上北京，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地去省里和地区，更不要说无数次地去县里了。他们不仅采取多种上访形式，甚至还采取集体占领电站等“闹事”手段。大河移民地区在那段时间里成了著名的不安定之区，政府为解决问题想尽办法，费尽心机，仅县里为此发出的正式文件就达30多份。大河电站移民问题就像投进水面的巨石，搅乱了这个地区固有的关系格局，使平素藏在面下的许多关系和问题得以充分暴露出来，不失为一个比较理想的研究对象，甚至可以说已经构成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尽管大河电站移民和三峡移民是在不同时期进行的，但水库兴建后带来的“遗留问题”，以及移民和政府双方围绕这些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及冲突却有许多相通之处。由此，笔者找到了田野工作的第一重切口：通过大河移民上访案例的详尽解剖，来洞悉中国农村社会权力运作的种种技术以及这些技术之间的关联。
2.第二重切口：被电死以及发疯的无名者
初读福柯，人们很可能产生一种错觉：福柯笔触关心的似乎全都是一些“不正常的人”——犯人、疯子、杀人狂、同性恋、性变态。然而，在福柯看来，所谓“正常”与“不正常”的界分(limit)本身就是权力的基本作用方式。与其说他在《规训与惩罚》里要揭示的是监狱这个特定机构的诞生，还不如说他揭示的是现代性的“监狱群岛”——修道院、学校、兵营、工厂何尝又不是所谓的“监狱”？！(福柯，1999b：337-341)。他笔下的监狱实际上具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双重意含。“监狱群岛”所代表的权力，平常被各种仪式性和表面性所遮蔽，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掩饰；那些看似在“监狱群岛”里面的被囚禁者，以及那些看似在外面的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历史的无名者，其实都是被黑暗的幕布所笼罩，被失语的世界所覆盖。福柯试图通过异态理解常态，通过边缘触碰中心，通过事变揭示日常，努力捕捉住权力之光照亮历史无名者的生活的刹那。那些无名者的“生存灰暗平凡，不过，他们在某一刻也会倾注一腔热情，他们会为一次暴力，某种能量，一种过度的邪恶、粗鄙、卑贱、固执或厄运所激发”。“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击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它们，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正是许多偶然的际遇在一起，才使这些生命能够在我们这里重现”(福柯，2001a：58-60)。
在读《叫魂》时，我们从这样的表述——“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孔飞力，1999：301)，已经可以感受到福柯关于权力弥散性的洞察。然而，只有真正走入田野，笔者才意识到在自己曾有过的“底层代言人”的幻梦背后，在自己曾寄望的那些上访代表的英雄角色背后，不过是权力的一种诡诈而已。当进入田野终于有机会与自少年起念叨日久的“黄土地”亲吻之时，笔者少时意欲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那股拍案而起的激情渐为一种别样的伦理洞察和道德感所取代。笔者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山阳乡经历的那个场景：在乡里灰尘扑鼻、凌乱不堪、既无灯光又无桌凳的档案室里手举着一小截蜡烛耐着性子一点点地翻找资料的时候，突然眼睛一亮，发现了一份乡政府关于若干村民被电死的情况汇报。笔者先是像在一个旧书摊里“淘”到一本好书一般兴奋，但随即就为一种更深厚的悲哀之感所浸透。与这些冤魂的“偶遇”使笔者意识到，这样一些“历史的无名者”的命运不仅不曾被色彩斑斓的“历史”和各式各样的“人物”或“代表”所改变，也不会因为自己的一杆“秃笔”而得到拯救。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笔者开始考虑将自己在田野所看到、所听到和所发现的用故事的样式记录下来，但不再是出于某种代言的激情和拯救的雄心，而是出于对自己面临的某种生命困境的抱慰。这是笔者在田野中发现的第二重切口。相对于平常的生活来说，上访的故事是一种突变，而相对于上访代表所构筑起来的话语世界来说，《大河》在第三章第五节所描写的那些“山坳的孤魂”，以及在第五章第五节所描写的“电站门口的疯子”，又是另一种令人唏嘘生叹的异常状态的呈现。它们在全书看来只是转瞬即逝的两个“插曲”而已，但在笔者那些福柯读书小组的朋友们看来，却是全书真正的要害所在。
(三)田野焦点：从结构分析走向行动者分析
怀特在研究街角社会时，意识到他的研究与林顿研究社区的名作《米德尔敦》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后者“是从整体上描述那个社区里的人。在那个故事中，并未出现具体的个人或群体，除非是用以举例说明作者的论点”(怀特，1994：413)，而《街角社会》则塑造了以多克、奇克和托尼为代表的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样是社区研究，《米德尔敦》偏重于结构分析，而《街角社会》偏重于行动者分析。关于这两者的不同，我们还可以用同一个人的不同作品来举例。林耀华当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是一个从社会结构上对家族制度的分析，而他后来写的《金翼》则是以他自己家族两个兄弟的命运对比来落笔的行动者分析(林耀华，2000，2015)。这两种分析传统本来并无优劣之分，但是，由于传统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受功能主义的影响太大，常常满足于对面目模糊的“当地人”形象的勾勒，而对那种以行动者分析为中心的路数心存偏见，总觉得它与文学作品太接近，科学性不足。这种偏见实际上是忽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所具有的人文性质。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民族志与文学作品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基于真实可靠的田野工作，而后者基于作家的想象力，但两者在通过塑造人物来直指人性方面并无二致。我们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读林耀华的《金翼》与陈忠实的《白鹿原》，都可以激起同样的心灵的颤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过于坚持20世纪以来开始强调的学科专业分工，势必使我们的研究越来越褊狭，越来越技术化，甚至越来越无力触碰和理解异常复杂的人心。费孝通(1999c：487)晚年有一个非常诚恳的反思：“回顾我这60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看还是没有摆脱‘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的注意力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总是“强调社会是实体、个人是载体”。尽管结构和行动者是双向建构的，但鉴于以往田野工作的偏向，笔者认为今天的田野焦点还是应该更多强调从结构分析走向行动者分析。
《大河》中的山阳小学教师许绍荣就犹如《街角社会》中的多克，是全书中心的人物线索。他观大势，知进退；不畏官，善驭民；口若悬河，笔下生辉；热望中透着冷峻，群聚中显着孤傲；踩线而不越线，缠闹而留余地；正义感中裹胁着派性，为民谋中夹带着私心。当地人称他是“叫鸡公”，而传统的师爷形象庶几近之。如果要理解《大河》，就必须充分地理解许老师这个人——在他身上凝聚着“新传统主义”政治文化的多元因子。当然，在他周围，还有敢于担当的王学平，有动辄要表演“与你一起去滚水”的伍启贤等一干人；在他对面，还有董国光这样老道的官员；在他视野外，还有那些被电死的冤魂和电站门口的疯子。
要在田野中寻觅人物，在写作中塑造人物，必须最充分地收集和占有材料。在最后开始写作前，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田野材料是不是足够的，哪些材料是相关的，哪些是无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遵循史学大家陈寅恪(2009：264)的方法：“宁详勿略”，“喜聚异同，取材齐备”。在材料收集的具体方式上，要做到“听”与“看”的结合。“听”，不仅要听话语，而且要听话外之音，辩杂音，识沉默，察遗忘。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口述史分析的方式去听，在口述中的种种缝隙、空白或矛盾之处展开研究(应星，2014)。“看”，不仅要在实证科学和谱系学的双重意义上去作“灰暗的、细致的和耐心的文献工作”(福柯，2001b：114)，而且还要会读懂烙在身体上的历史，犹如画家罗中立在《父亲》的著名油画中所展示给我们的一样。田野工作者不仅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勘察，而且要像作家那样采风，像画家那样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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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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