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一个就是神奇的互联网。工人们可以没有漂亮衣服、可以没有钱、可以失业，但是，就是不能没有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让人们觉得现代、城市化、乐观和拥有未来。在智能手机的世界里，人们可以和世界相连、可以和青年文化相连、可以和流行音乐相连、可以和商品相连。互联网在全世界都很重要，但是好似对中国人尤其重要。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是西方发明的，但是在中国找到了最大的市场，在这里，农民和打工者都在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成了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我坐地铁的时候，发现所有人都在看手机。如果是在英国，你还可以看到有人在读报，有人在聊天，也有人看手机，但是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在看手机。从一定意义上说，互联网不再只是交流的手段，而是好像给了人们一种承诺，好像给经历了贫困和封闭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未来和全球化的金光大道。中国人对商品的迷恋也大大超过西方人，也就是说，不只是迷恋商品本身，连商品形象都会迷恋。当没有钱购买商品的时候，仍然对商品形象痴迷。

北京地铁里，“低头族”在玩手机。英语中，“低头族”(Phubbing)是一个生造的单词(图：CFP)

　　作为结尾，我想说，关注打工者的物质生活世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需要多加关注，但是，只关注物质生活和“物质秩序”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符号秩序”。我尤其想对吕途说，我很敬重她的工作，我也相信她对中国打工者的了解超过我。我相信，她的著作一定非常精彩，可惜我读不懂。我想提醒她的是，也许她太强调物质秩序了，没有足够关注符号秩序。符号秩序不应该只被学者使用，也不应该是艺术家的专利，不应该只是北京或者曼哈顿有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利，更不应该是自称为符号学专家的人们的专利。符号秩序也许对穷人更为重要，也许是他们活下去的支柱，人们有食物和茶水就可以维持生命，但是人们需要依靠符号秩序才能让精神活下去。符号秩序和物质秩序经常是以复杂的形式产生重叠的。符号秩序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进步的。

　　如何去诠释物质秩序和符号秩序的表达?人类学研究通过研究经验和文化去获得答案，也许可以从学术界获得帮助，但是，学术界往往不把对符号秩序的理解应用到物质秩序中去，我们在第一个瞬间尝试了符号秩序在物质秩序中的应用，而现在，符号秩序已经演变成了二十多种文化研究了。所以，如果我可以对吕途的工作提一点儿建议的话，就是让符号秩序回归到物质秩序中去，想一想英国的“第一个瞬间”，去思考当代中国的“三个空间”。我们需要文化研究，中国需要文化研究，但是，要牢记当年文化研究创始之际的初衷和方式，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打下基础。文化研究要探讨的是“表达”和“符号”，在西方，这样的研究发展到了极致，演化成了诠释学(textualism)、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和各种唯心主义(idealism)。我非常希望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再次把“表达”和“符号”召唤到物质现实中来，运用到大众文化研究中，运用到对日常生活经验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之中。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英]保罗·威利斯著，译林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 Paul Willis,Profane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aul Willis [with Andy Bekenn, Tony Ellis, Denise Whitt], The Youth Review. Aldershot: Gower,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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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2期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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