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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建]为民众立言——“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研讨会”纪要
  作者:李修建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9-16 | 点击数:8031
 

  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我一直很忐忑不安,不知道刘先生怎么看待我对他的评价。刘锡诚老师认为我还对他的学术道路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和概括。西西弗斯的评价,主要着重于刘锡诚老师的一种精神,当时人们都在转向民俗学,他仍然坚持民间文学研究。现在看来,西西弗斯这个评价,我觉得还不够全面。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民间文艺学对于我们民间文艺学界来说,就是最高的学术理论,对国内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锡诚老师这么多年坚持,和苏联文艺学不是没有关系。他那个时候就注意少数民族的东西,他去调查,他去了解,为什么?因为这在苏联民间文艺学当中就是一个命题。因为它是阶级论的,而阶级论讲的是普遍论,是国际主义。刘锡诚老师对民间文艺的研究,有一个阶级论和普遍主义的立场。我认为锡诚老师继承了其中合理的东西。

  刘晓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外联部主任):刘锡诚老师在主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期间,在由中国民研会主持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正式起步于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4年共同签发的民文「1984 ] 808号文件。在“三套集成”工作的组织、启动阶段,刘老师作为研究会的主要领导,除了负有各项工作的领导责任外,对普查、采录、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作了学术层面的思考,他的一些思考和意见,都被吸收进了稍后主持编订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中,在全国普查采录和编纂工作的各个阶段上,起了指导和规范作用。刘锡诚老师的所有成果无不建立在亲历的田野调查、深入的文献考据和丰富的各种资料之上。因此,他对普查、采录基础上的“集成”资料汇集和保存工作十分重视。正是在刘老师的提议下,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决定,在原定的主营“省卷本”的基础上,又在《工作手册》中提出编辑县资料本的要求。正是这一举措,有了最终的数千种县卷本。

  从1983年到1989年在协会工作的六年间,作为协会的主要领导,刘锡诚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项宏大文化工程中的主要角色是组织推动者,他没有把自己安排为某一卷的主编、副主编,但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尤其是强调在调查和编纂工作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在对待民间文化上“左”的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潮,以及对民间文学的文化性质的论述,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中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余未人(贵州省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刘先生的学术视野远远越出了书斋,一直在田野中徜徉。我曾请他为一本无名作者写贵州屯堡文化的书写序,他两三天后就发来了序稿,角度新颖、视域辽远,对贵州屯堡文化如数家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年轻学人的关切。

  2009年,贵州紫石县麻山的苗族唱诵刚被发现,我们将这个长篇唱诵初定为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但当地的搜集者和学者都还处于一种“盲人摸象”的状态,亟须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与帮助。我曾经多次通过电话和电邮向刘先生请教、与之切磋。对于麻山发现的苗族唱诵,刘先生坚持不能仅凭口述、凭感觉认定;因为我们不懂苗文,所以要认真研读汉译文本,才能做出判断。后来,搜集者加班加点,先翻译、整理了1 500行史诗文本,经他的认真阅读、研究,做出了肯定的结论。我觉得,刘先生在当时做出这个评判也是有风险的,刘先生凭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大胆地肯定了其英雄史诗的定位。这对《亚鲁王》的搜集整理工作,是一针最有力的强心剂。《亚鲁王》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后,刘先生随时关心它的后续工作,比如史诗下几部的搜集整理,传承人的情形,翻译者的心态,等等。这也是一个学者对这部史诗持之以恒的、发自内心的学术关怀。

  刘涟(学苑出版社编审):我说两个和刘老师交往的片段,和我做责任编辑有关的书的片段。

  第一个片段:《中华民俗文丛》(20种,学苑出版社1994年1版/1996年2次印刷)。1993年的时候,出版界的开放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很多选题还是禁区。此外,很多图书的表达方式,还没有被出版界认识到。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刘老师非常有胆识地策划并主编了《中华民俗文丛》,主题跟中国民间信仰有关。我特别要说一下《中华民俗文丛》的图书设计问题。1993年的时候,图书出版行业的制作水平是很低的,学术著作少有图文并茂的。刘老师要求作者提供大量随文图片,要求出版社做图文并茂的图书。在那个年代,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图书形式表达上,刘老师都走在了前沿。

  第二个片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我审读刘老师的稿子时,感到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而至于对文化的性质的阐释,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刘老师在很多文章里阐释一种观点:文化是有自己的独立性和发展进化规律的。他的这段论述引起了新华网社评的注意,并引发了一段评论,因此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我便在这本书的腰封用黑体大字印上了“文化≠政治”的字样,希望读者注意作者的这个重要文化观点。

  蔡大成(三知律师事务所研究员):刘锡诚先生主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6年,是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理论发展最快的6年,华路蓝缕,以启山林;宽松的学术氛围,至今令人神往,其人格魅力和学术凝聚力有目共睹。他的离任和被边缘化,使一度颇具规模的民间文艺理论研究团队相继离散,民间文艺事业顿时举步维艰。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只剩下刘锡诚先生及其一小群相随者仍在孤军奋战。这种情况,也成就了他学术上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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