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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鹏程]2012年民间文学研究综述
  作者:祝鹏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11-08 | 点击数:14917
 

  结语 民间文学研究:能否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

  “语境转向”大大拓展了民间文学研究的视角,丰富了研究的范式与方法,这一转向也使学界在2012年度取得了大量成果,这些成果体现出了学者们持续推进民间文学研究的热情与捕捉学术生长点的敏锐性。但正如西谚所说:一个硬币总有正反两面,通过对本年度学术趋向的梳理,我们也会发现:任何一种研究范式的长处与缺陷往往是伴生的,“语境转向”为学者打开了文本以外的一扇窗户,但在文本与语境之间,学者们未能取得平衡,重语境而轻文本的倾向在新一代学者的研究中显得极为明显,民间文学研究似乎面临着非此(重视文本)即彼(重视语境)的困境。以下将结合本年度一篇探讨学科发展状况的重要论文——安德明与杨利慧合作的《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41],论述这一转向的得失。

  首先,“语境转向”拓展了学者的视野,丰富了学科的研究方法,促使学者关注更为丰富的、整体的民俗事象,在上述文章中,安德明与杨利慧认为:新时期民俗学的理论拓展,首先表现在其研究对象的变化上,学界针对的“民众”不再局限于“下层阶级”,而是逐渐指称一个民族或国家中的大多数乃至全体成员,进而引发了越来越多从整体生活文化而不是阶级属性的角度出发的研究。其次,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也有了更新,学者们从原先文化史的研究转向了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进而促成了民间文学研究从历史转向当代、面向现实、面向生活世界。相应地,学者研究的理论视角也从文本转向了语境及语境中的文本,并推动学界产生了民间文学整体性研究和立体描写、“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家乡民俗学”、口头传统研究的“五个在场”、“艺术民俗学”等理论的创新。但这一转向也使相关研究趋于零碎。学者往往囿于对特定区域个案的描述与阐释,相对忽视了从现象到理论的自觉提炼。以对故事讲述人的研究为例,近年来,学者们对故事家个性与表演方式、故事内容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但多数考察只是对同一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讲述版本,相关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资料的丰富上。在梳理近三十年民俗学研究状况时,安德明、杨利慧指出:“日益盛行的区域研究和个案描述,使民俗学的知识体系日趋破碎,研究也不断走向碎片化,缺乏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和范式提炼”[42]。因此,加强学科统筹、强化学者的理论自觉可以说是学界的当务之急。

  其次,“语境转向”使学者忽视了对文本本身的关注。在新的时代里,民间文学涌现出了种种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促使学者们去努力关注这些新现象,但学者们对新现象的关注,往往忽视了对民间文学本体的研究。以当代传说的研究为例,除了施爱东在《盗肾传说、割肾谣言与守阈叙事》中兼顾传说文体变迁与社会背景的研究尝试外,目前多数都市传说的研究,只是将“传说”作为阐释都市生态、市民心态的注脚,相对忽视了对“传说”这一文体的基础研究,这就造成了多方面的问题:1、对“传说”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不清,如一些学者在解读校园传说时,把印刷文本、网络文本、口传文本放置在一起探讨,忽略了这些文本的不同制作方式;2、都市传说的研究成为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缺乏民间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王杰文在本年度撰写了《作为文化批评的“当代传说”——“当代传说”研究30年(1981-2010)》[43]一文,在梳理了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文章就明确指出:当代传说研究中存在的对核心概念定义不清晰、类型划分难以操作等问题。安德明与杨利慧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年来,民间文学的研究呈现出了重视外部的语境研究而轻视内部的文本或民俗事象内在属性分析的倾向。[44]文体研究曾是民间文学安身立命的所在,面对“语境转向”,学者必须当仁不让地介入,但也必须保持民间文学的学科立场。

  最后,“语境论”的阐释能力是有限的。语境研究成为了包括神话学在内的民间文学研究界越来越盛行的新范式,但这一范式的局限性也引起了学者的警戒。本年度,杨利慧撰写了《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研究的总结与反思》[45]一文,对以表演理论为代表的当代民俗学理论所倡导的语境研究范式做出了反思。作者以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的田野研究为个案,对语境视角的效度与限度进行了细致考察,发现语境在形塑神话文本、规定神话讲述场合、确立讲述人与听众的构成及其规模、决定神话的功能和意义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语境对神话传统的影响具有一定限度:神话的核心母题及其母题链的组合、类型和基本内容,往往呈现出强大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语境的视角未能深入触及口头艺术形式和内容的根本内核,因而具有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民间文学研究能否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在《语境的效度与限度——对三个社区的神话传统研究的总结与反思》中,杨利慧寄希望于发展出一套“综合研究法”(Synthetic Approach),以期修正“语境转向”带来的弊端,从而能把中国学者注重历史研究的长处和表演理论注重具体表演时的视角结合起来;把历史-地理比较研究与某一特定区域的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把对集体传承的研究与对个人创造力的研究结合起来;把语境的视角与文本中那相对稳定的内核的探究结合起来。这一具有深度理论关怀的抱负理应成为学界同仁的普遍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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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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