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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胡先生所述是晚年的回忆，有些内容不一定特别精确（注：也许是因为辨伪风气的影响，有学者常因在回忆录中“发现”不精确的内容而质疑其可靠性，我则以为有不精确内容最能证明这一回忆录真正“可靠”。因为回忆录的价值正在其为当事人之记忆，若事事精准，则“回忆”时必已参考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研究”，至少记忆已被修改，反不能得“回忆”之真相，因而大大降低其史料价值。至于有意造伪者，更会努力弥缝，以增强说服力；除非造伪者能力太低，否则造出的回忆录往往比真品更少漏洞。）。《尧典》的确是顾颉刚疑为汉代作品的，而《山海经》就稍不同：影响胡先生的王国维本人在其“二重证据法”的示范中已先使用了《山海经》来考证殷王世系。王氏本主张“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故他认为：“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份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注：王国维：《古文新证》，收入《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第52—53页。）。王国维是一个在学术方面开新而在文化理想和人生观方面相当认同于传统（也可以说是守旧）的人（注：其实不仅王国维，像陈寅恪、汤用彤等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赏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也是以传统派自居的。参见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他能使用这些书，应该与同光以来的晚清学风有关，很可能也与他同《书目答问》的实际作者缪荃荪的学术交往相关。
同样，《山海经》是一般不视为新派的蒙文通先生（其实他的思想和治学方法都可以说是新而不旧）论证中国上古区域文化的主要依据之一（注：参见《蒙文通文集》第1—3卷，巴蜀书社1987、1993、1995年版。）。这可能和清季蜀学的传统有关，蒙先生的老师廖平即对朱熹和吴任臣说过的《楚辞》与《山海经》的关系深有体会，他不仅主张“《楚辞》称述，全出《山海》、《诗》、《易》之博士学”（《治学大纲》）；且根本认为“因《楚辞》专引《山经》，而《山经》亦因之大显”（《经学四变记》）（注：两说皆引在闻一多《廖季平论离骚》，《闻一多全集》（5），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另一位四川史家吕子方不知是否读到廖平此见，但他显然同意廖平的说法，并有细致的考证（注：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4、81—94、102—115页。）。蒙先生注意到，“自清世考古之学大盛”，《山海经》“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而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但清人的工作也只限于疏通文字、辨析异同，缺乏深入探讨。后来的古史学，也只不过是根据其需要而片段地征引”。他主张从史学的角度对《山海经》“进行深入、全面和系统的分析与考察”，将其“提到古史研究的适当的地位上”（注：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收《古学甄微》（《蒙文通文集》第1卷），第35页。）。
从司马迁起，读书人对《山海经》的疑虑皆在其所述的怪、物太离奇，故大多以其为谬悠难信，但是游学欧洲多年的民国新史家傅斯年则与王国维和蒙文通一样认为这一旧籍之中有许多宝贵的材料。与王、蒙不同的是，傅斯年更加有意识地提出古代非正统史料的价值，他强调：经过儒家“伦理化”的史料不能全信。譬如以殷代历史而言，《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有不少错误，而《左传》、《国语》的记载又过度伦理化，它们的史料价值都低于像《山海经》和《楚辞·天问》这样带有神秘色彩的古籍（注：傅斯年遗稿《中国上古史与考古学》，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引在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本段所述全本王先生文。）。
傅斯年的观念里隐含民国新史家的一个共识，即中国上古本非什么“黄金时代”。后者正是历代学者难以接受《山海经》的观念基础，凡欲证明该书可信可用者皆不能不就此给出一个能使人接受的解释，所以郝懿行才会得出以“述变怪”来使“民不眩”这样一种极富想像力的诠释。但对于有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进化观为思想武器的近代学人来说，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容易解决的。明代朱长春注《管子》时即说：“《山经》简而穆，志怪于恒，上古之文也”。吕子方先生已注意及此，他进而主张：《山海经》中“后人所增添的是比较系统、完整，比较致密、文雅的东西。而书中那些比较粗陋艰懂和闳诞奇怪的东西，正是保留下来的原始社会的记录，正是精华所在，并非后人窜入”（注：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第3—4页。）。
其实，在一些道光、咸丰年间及其后兴起的学问中，正统观念本来不甚强，如在以关注“西北”为表征的历史地理学内，《山海经》就不那么受轻视；而前述清季兴起的关于中国人种来源的考辨，实际已牵涉今日所谓的神话领域或传说领域，在这里《山海经》也早就被更认真地看待。这两个方面恰是疑古派的代表顾颉刚先生所关注和涉入者，他本人也最提倡使用传说材料。所以顾先生的后继者杨宽于抗战初期作《中国上古史导论》，颇有集古史研究之大成的动机（成功与否又当别论），即将《山海经》用为最主要的材料之一；他自述其“论古史神话”之取向便是“多据诸子及《楚辞》、《山海经》诸书以为说”。这一做法得到杨师吕思勉的认可，并鼓励其“推而搜之于《神异经》、《博物志》等书，以穷其流变”（同样可以注意的是吕思勉也非一般认为很“新”的史家）（注：杨宽：《上吕师诚之书》，1940年2月15日，《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下引各册同），第381页。）。
这样的治史倾向与前已大不相同，时代风气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对《山海经》等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仍不少见，且不少怀疑这些文献的人都持一种看似更“严格”的“科学”史学观。考虑到前述清代学风的演变，特别是多元化倾向的逐渐增强，这些看似更“科学”的史家在相当程度上恐怕受乾嘉正统观念的影响更深，甚至可能成为其僵化的余绪而不自觉。
究竟什么样的资料才应当或可以使用是20世纪史家长期争论的问题，民初对学术研究在“眼光”上的“突破”其实新旧俱有，即使在北大之内新旧人物的学术观念也有着明显的错位。傅斯年的北大同学毛子水当然是名副其实的新派，他在1919年讨论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时就说：“现在有些人用明堂比傅议会，根据《山海经》来讲学术史，说《太极图》是夏鼎上的东西——这等的论断，我觉得很不妥当”。可知身为新派的毛子水基本继承了过去读书人视《山海经》为不可信之“异端”的观念；他还把用《洪范》的材料作哲学史和用纬书的内容作孔子传视为“比用三代鼎彝的款识来说三代的文字更不可靠”（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737—738、739—740页。），又可知他那时也倾向于章太炎的观点，对使用金文持怀疑态度。从这两点看，毛对当时史料观上的“新突破”多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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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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