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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日姆几]彝汉纠纷中的身份、认知与权威
——以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为例
  作者:嘉日姆几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1-04 | 点击数:19280
 
民族矛盾似乎不是引起纠纷的关键,引起争议的是两个民族对水田的权益,这实际上就是历史贡献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彝族进入坝区是根据政府的安排,在此之前,彝汉的历史属于不同的空间。虽然彝汉两个民族在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都参与了这个区域的事件,但是,他们的经验并没有重叠,这直接导致了汉族对彝族历史的排斥。如此一来,代表国家的政府在这起土地纠纷中似乎就参与了纠纷的建构,或者说,是政府行为导致了这起纠纷。在这里,政府好像变成了彝族的政府。于是,我们无意中又遇到另外两个问题:在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如何在纠纷中发挥作用?⑩在多民族杂居的社区中,谁的历史更具有合法性?
在案例2中,政府用强力惩罚了汉族违法者,同时也用强力阻止了彝族的复仇。但是,笔者始终觉得事后的惩罚未必能让彝族和汉族都心服口服。同时,我们也发现,不同民族的“国家认同”在不同时期有着非常大的变化:在民主改革初期,彝族是抵抗“国家化”的,尽管抵抗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和社会制度,而这时汉族是支持“国家化”的,因为国家可以消除彝族对汉族的威胁;在集体化期间,彝族和汉族都以家庭的身份加入了集体生活,个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冲突,人们相安无事;到了包产到户时,汉族极力反对国家的土地政策,而彝族则支持这一改革。
由此看来,不同民族的“国家认同”是随着人们的利益而变化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政府的期望或者是某种程度的利用,国家似乎成为某种获取利益的手段。如果它对“我”有利,我就利用它;如果它对“我”有害,我就规避它。于是,我们有了这样的发现:在具体的纠纷中,国家权威并非对纠纷的双方具有同质的效力。
笔者在分析案例2时就感觉到,这起纠纷的政治味道浓于法律味道,如果不是政府判了杀人者的刑,我们几乎看不出这是法律问题。同样,在案例3里,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结果。难道与民族问题有关的纠纷都有政治问题的天然成分吗?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的话,族际间的纠纷岂不超越了法律?
在案例3里,民族意识似乎是引发纠纷的关键原因。普村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彝族的想象和记忆强化了他们的族群认同,并培育了排斥彝族及其文化的传统。实际上,这起纠纷的发生可以用“预谋”两个字来描述,这已经是非常自觉的“政治”诉求,而不是简单的利益纠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法律就失去了解决这起纠纷的合法性。所以,纠纷的解决最后采用了“赎买”和“赔偿”的办法,汉族从彝族手里高价回收的土地保证了该村的“领土完整”和汉族的尊严。这个纠纷适用的更像是“国际惯例”,(11)而不是“民法通则”,于是,案例3也超越了法律。
很显然,案例2和案例3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这些问题是历史、民族、权利、政治等因素共同引发的矛盾在个体身上的表现,我们可将它们称为“民族问题”。在笔者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民族问题”基本上都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并不将“民族问题”当做法律问题来看待。对于“民族问题”,国家并不强调责任,而更多关注“秩序”和“政治影响”。因此,这类纠纷只能用调解的方式来处理。在族际交往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纠纷往往具备了“类”的特征,而这个“类”实际上就是由历史、民族以及政府等诸多权威共同塑造的“民族问题”。
 
四、习俗、认知与纠纷
 
案例4:拆坟纠纷
这个案例发生在红桥乡大梨树村。该村是1957年建立的新村,居民均为彝族,由莫色家族以及从他们家解放出来的奴隶组成。现在,该村已有75户,396人。
2004年2月,该村村民莫色拾哈以不便耕地为由,拆了自家旱地上一座年久失修的坟墓。半年后,坟墓主人的后裔找到了莫色拾哈,要求他重修坟墓并向他们道歉。莫色拾哈认为此坟为无主之坟,他们家在这个村居住了近50年,并没有见过任何人祭祀或者垒过此坟,此坟的墓碑上也没有任何人的姓名,他无法保证这些人不是骗子。由于话不投机,双方吵了起来,莫色拾哈将他们轰出村子。第二天,有人看到这些人找了一个风水先生,用一只大公鸡在原来的坟址上做了祭祀。此后一段时间,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些人。
两个月后,莫色拾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女儿也同时发疯。于是,村子里的人们议论纷纷。莫色拾哈生病后一直躲在家里,从没出过家门。有人说他的身上长了许多怪疮,奇痒难当;也有人说他已经瘫痪并全身腐烂,反正各种离奇的说法都有。但是,村里所有的人都相信,莫色拾哈患病的原因就是拆了汉族的坟墓。
一年后,莫色家请来那位风水先生在原来坟地的旁边新垒了一座坟,并从丽江请来了坟主的后代,彝汉两家共同祭祀了坟墓,并结成亲家。(12)据村民说,从那以后,莫色拾哈的病情开始好转,女儿也开始恢复正常。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莫色拾哈所拆坟墓的主人姓周,死于1943年的一次彝汉械斗,当时他刚结婚,还没有后人,死后不久老婆改嫁,后来到莫色家讨说法的人是他弟弟的后代。这家人当时就住在现在的村子,此人死后,全家搬出宁蒗,后在丽江石鼓落脚。由于年代已经有些久远,他们在后来的时间里几乎忘记了这位无后的伯伯,直到住在附近的风水先生将彝族拆坟之事告诉他们之后,弟兄们才来这里为可怜的伯伯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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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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