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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年初，先生已高寿86岁，关于《尚书》研究整理和众多积稿要整理，先生体力、精力不济。当时，先生常年失眠，吃安眠药无效，以至每日打针安眠。中央有关方面领导十分重视此事，要“抢救”这份成果，决定给他配备两名助手，人选由顾先生定。先生考虑后，决定选用两人：年长的选用他西南联大的高足刘起釪先生；年轻一点的，先生想让我去充数。先生委托刘起釪先生写信给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做他助手。我当时在广西大学，正“春风得意”：校外各大部门聘我去讲《水浒》、“评《红楼梦》”、“批孔”等，有时一天三场（上午、下午、晚上），听者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人称“小权威”，每天“屁股冒烟”（汽车接送），首长陪同。同时，学校又格外“重视”我，我在中文、哲学两系开三门课，并配有助手；评职称时，给我“破格”；分新住房时，给我分了十分难得的一套；我出身不好，校党委书记表示要“破例”，培养我入党；行政上，任命我为教研组长，等等。这一些，让我昏了头，以为得到了领导“重视”，士为知己者卖力，不好提出调走。我婉转写信给先生，无非工作难以脱身，以后再考虑之类搪塞的话。据刘起釪先生说，先生接信后，好几天不高兴，认为他那么器重我，我却不领情。这事，让我留下了终生的愧疚，我实在对不住爱我的恩师！后来，先生只好另请高明，便于4月从南京调来了王煦华先生做第二个助手，把一生积稿尽付与他，并向他说明整理方法。关于《尚书》，则尽付刘起釪先生从事未竟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永远的怀念
1980年12月25日，顾先生因长年痼疾，又兼整理旧稿劳累，脑溢血而仙逝。先生逝世前留下遗嘱，遗体献给中国医学科学院供解剖研究之用。我接到讣告，悲痛之极，彻夜不眠。我想，先生给我太多，期望很大，我自己一点回报都没有，专业上又没多少作为，真是愧对先生在天之灵！我想，我有机会，定要对九泉之下的恩师有所回报，以减轻我心里的愧疚。
1984年我奉调成都，在巴蜀书社供职，任副总编辑，主持历史、哲学等方面图书编辑出版工作。1985年4月，我在北京筹备第一届全国图书展，抽暇去看望了顾师母，并同王煦华先生谈顾先生着作出版问题，希望承担一些任务。王先生说，顾先生着作整理，还要些时间，出版问题已与中华书局、社科院有协议，目前难以交稿给你们。但是，目前有一部大书，是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原先由上海某出版社出版，因经济原因，他们不出了，现李学勤同志中午即赶往上海去交涉，并索回书稿。我当时立即拍板：我们巴蜀书社出。因过半个多小时，李学勤他们就走了，我谢辞了顾师母，与王煦华先生匆忙赶去北京火车站，买了站台票，在车上与李学勤先生交谈，彼此达成口头协议，他们取回书稿，立即给我邮去。后来我收到书稿，组织人编辑，出版为16开，精装两大册，书名为《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主编为尹达（已逝世）、张政烺、邓广铭、杨向奎、王煦华五先生，学术界一流名家于省吾、庞朴、马非百、胡厚宣、张政烺、李学勤、杨宽、邓广铭、史树青、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傅振伦、钟敬文、赵景深、张舜徽、谢国桢、胡道静等数十位名家有重要研究论文选入其中。此书出版后，海内外学术界影响很大。
我还想为顾先生出一二种遗着，但社科院和中华书局不答应抽出其着作单独出书，如《尚书研究》之类。我记得顾先生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曾整理“三传”、“《国语》”讲稿，便找刘起釪先生商量。1985年4月我去刘起釪先生家拜访，正好看见顾先生1942年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讲授《春秋战国史》的笔记，并有顾先生亲笔“题记”：
予于一九四二年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抗日战争中，一切设备不足，当时凭数部书开讲，学校印刷讲义亦复不便，只得信口发挥。其时刘起釪同志为高材生，录有笔记。一九四三年春，以反动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压迫校长顾孟余辞职，余愤懑其事，偕之离校。钞犹未尽，遣嫁贵阳，由先妻履安钞讫。而是年夏日，履安遽逝，此最后之十五页竟为其绝笔矣。自是扰攘纷纭，不复能事笔墨。虽在箧中，迄未能加条理。岁月不居，忽忽廿一年矣。今春北京大学约讲经学，取出备讲，而便血之症又作，精力已不及。承林剑华先生好意，许为董理，不胜铭感，爰濡笔记之，以志战中之伤痛焉。
一九六四年五月五日顾颉刚书于朗润园。
我便与刘起釪先生商量，将先生此书单本印行出版，并请他写一后记以作交代，并发挥先生旨意。他欣然应允，写了一篇《后记--兼述〈春秋〉、〈左传〉学之流变递嬗》，与书稿一并寄我。书名按顾师拟意，定为《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由刘起釪题笺，署名为：“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书前影印顾先生题记和给林剑华的书信。为志纪念，我将1973年7月顾先生夫妇与我和刘起釪合影照片印在书前，以作永久的留念。此书印行不到三千册，但海内外学术界反响较大。这也算是我对恩师的一点点报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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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年12月22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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