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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类学派影响和民间文学研究
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与《中国俗文学史》这两部专著之间，郑振铎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间文学的单篇论文，如《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矛盾月刊》1932年第1卷第2期）、《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等。前者是运用以A.Lang为代表的人类学派的神话观，批评以 Max Müller为代表的“比较神话学派”所持“阿里安来源说”的。认为：“自古隔绝不通的地域，却会发生相同的神话与故事者，其原因乃在于人类同一文化阶段之中者，每能发生出同一的神话与传说，正如他们之能产出同一的石斧石刀一般。而文明社会之所以尚有与原始民族相同的故事与神话，却是祖先的原始时代的遗留物，未随时代的逝去而俱逝者。”[15] 后者是一篇试图运用人类学、人种志、民俗学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诠释与解析古代传说与观念的文章。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意图，他有一段引言式的表白：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已出了三册，还未有已。在青年读者们间有了相当的影响的。他告诉他们，古书是不可信的；用时须加以谨慎的拣择。他以为古代的圣人的以及其他的故事，都是累积而成的，即愈到后来，那故事附会的成分愈多。他的意见是很值得注意的。也有不少的跟从者曾做了同类的工作。据顾先生看来，古史的不真实的成分，实在是太多了。往往都是由于后代的人的附会与添加的。……但我以为，顾先生的《古史辨》，乃是最后一部的表现中国式的怀疑精神与求真理的热忱的书，它是结束，不是开创，他把郑（谯）崔（述）等人的路线，给了一个总结束。但如果从今以后要走上另一条更近真理的路，那只有别去开辟门户。像郭沫若先生他们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便是一个好例。他们下手，他们便各有所得而去。老在旧书堆里翻筋斗，是绝对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以外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旧书堆里的纠纷，老是不会减少的。我以为古书固不可尽信以为真实，但也不可单凭直觉的理智，去抹杀古代的事实。古人或不至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末样的惯于作伪。惯于凭空捏造多多少少的故事出来；他们假使有什么附会，也必定有一个可以使他生出这种附会来的根据的。……自从人类学，人种志，和民俗学的研究开始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已不仅视之为原始人里的“假语村言”了；自从萧莱曼在特洛伊城废址进行发掘以来，我们对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也已不复仅仅把他们当作是诗人们的想象的创作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常把许多古史上的重要的事实，当作后人的附会和假造呢？[16]
在谈到他何以要写这篇（类）文章的原因时，他写道：“我以为《古史辨》的时代是应该告一个结束了！为了使今人明了古代社会的真实的情形，似有另找一条路走的必要。如果有了《古史新辨》一类的东西，较《古史辨》似更有用，也许更可以证明《古史辨》所辨证的一部分的事实，是确切不移的真实可靠的。”“在文明社会里，往往是会看出许多的‘蛮性的遗留’的痕迹来的，原始生活的古老‘精灵’常会不意的侵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特别在我们中国，这古老的‘精灵’更是胡闹得厉害。”他的意图是要通过对汤祷于桑林的传说，揭示出隐藏在这传说中的“蛮性的遗留”来。
文学研究会的许多成员，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他们也都曾不同程度地涉足和论述过民间文学，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刚刚在西方兴起未久的人类学派的影响。沈雁冰以人类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为武器，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等著作。郑振铎也是这样。他早期写的《读毛诗序》中，就说明《诗经》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古代社会情形、古代的思想的很好的资料，已显示了他的研究方法的端倪，既承袭了中国古代的研究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现代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积极成果。[17] 特别是他的欧洲之旅，他伏案于英法两国的国家图书馆中，阅读了和搜集了不少西方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著作，也翻译过好几种希腊神话和英国民俗学论著（如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对人类学派民俗学、神话学的观点不仅颇为贯通，也有所接受。连赵景深这样的热心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的人，所翻译的耶阿斯莱的《童话学ABC》、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等，其底本也都是从郑振铎那里借来的。正如《郑振铎传》的作者陈福康说的：“这篇文章的价值，主要还不在于它论述的关于‘汤祷’的问题本身，而应该看作是他当时学术思想上的转变的一篇公开的宣言。而且，由于他的这一学术思想上的转变与号召十分踏实，合情合理，决无‘赶时髦’、哗众取宠之意，因此在当时学术界很有影响。即以顾颉刚为例，在翌年2月《古史辨》第四册的序中就声明：‘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并且诚恳地说：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的基础呢。’颉刚说的‘下学’、‘上达’，显然与他所的‘结束’、‘开创’是相通的。这表明颉刚是受到他的启发教育的。”[18]《汤祷篇》就算是他试图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方法解析中国的古代传说和信仰习俗，建立他想象中的《古史新辨》、亦即学术方法转换的一个实验吧。
在《汤祷篇》之后十年，他又于1946年写了另一篇与《汤祷篇》一脉相承的长文《玄鸟篇》。[19] 作者在《玄鸟篇》中，用在《汤祷篇》中采用的相同的研究方法，即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比较方法，拨开诗人描绘的文学画面的重重迷雾，深入到中国古代社会的赘婿制度及其形成的经济原因，以及与赘婿制相关的婚俗、赘婿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的理性层面，甚至还旁及到了养子、童养媳、妾等封建社会的其他相关家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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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9-7-22 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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