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钟敬文：《“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引文出自《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58－359页。
[2]周作人：《歌谣》，原载1922年4月13日《晨报副镌》，署名仲密；此处引文出自《自己的园地》（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37页。
[3]［日］福田亚细男（等）编：《日本民俗大辞典》，日本：吉川弘文馆，2000年，下册第640-641页。（“民俗学”条目系福田亚细男撰写，引文由彭伟文翻译。）
[4]《乡土研究》创刊于周作人回国之后，当时周作人还在绍兴做教员，杂志大约是订在鲁迅处，由鲁迅转寄的，鲁迅在1915年1月9号的日记中记述：“上午寄二弟《乡土研究》一包”(《鲁迅日记》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26页。)
[5]周作人：《我的杂学》，《苦口甘口》（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9页、第82页。
[6]据福田亚细男先生的课堂讲述，柳田在1930年后开始提倡“民俗学”。柳田是把民俗学当作一种新的史学，以此向旧史学挑战。所以使用这个带“学”字的学术用语，是为了表示这也是一个学科。柳田在著名历史学家三宅教授的古稀纪念文集上发表了《关于婚姻》，向传统史学，也就是大人物史学、文献史学发起挑战。关于发起挑战这一点，与柳田同时代的著名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有贺喜左卫门也专门谈到过，并且比较详细地说了柳田和柳田民俗学当时是如何的被排斥，极不得志等等。（以上资料由彭伟文提供）
[7]周作人：《周序》，《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影印本，改题名为《现代英国民俗与民俗学》。
[8]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9]王文宝：《中国民俗研究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10]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739页。
[11]陈子善、张铁荣编辑：《周作人集外文》，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
[12]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增订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13]本人曾就发刊词被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一事，专门电话向陈子善先生等多位周作人研究家求教，陈先生称资料太多，记不太清，但王文宝先生的观点与周作人的《一点回忆》肯定是其中的主要依据，并说也许还有别的依据，但一时想不起来。
[14]周启明：《一点回忆》，《民间文学》，1962年，第2期。
[15]原始资料详见1922年12月3日北平《晨报副镌》，以及1922年1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本文依据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第728页；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第30页。
[16]对于这个歧义句的分析，本人曾分别向现代汉语专门家刘街生、杨敬宇两位博士求教。
[17]陈子善、张铁荣编辑：《周作人集外文》，第478页。
[18]陈泳超在给笔者的信中如此解释他的放弃：“我以前所疑者，一在无确证，二在文风不甚类（包括那段译文）。但自己也无确证，无从断案，即搁置不论，以为无当大雅，只要自己说话时小心即可，……不过现在想来，这样习非成是，也颇有弊端，时间一长，连自己也淡忘了；翻阅我的备课笔记，发现第一稿手写的，在发刊词上注明‘此事尚无定谳’，第二稿打印的，已无此语，或者上课时就顺便说是周作，大有可能，悚惕！！”
[19]《歌谣》周刊影印本，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
[20]周作人：《歌谣》，此处引文出自《自己的园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21]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原载1922年10月1日《读书杂志》第2期；此处引文出自《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37页。
[22]张菊香：《周作人年谱》，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26页。
[23]常惠：《回忆<歌谣>周刊》，《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24]《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中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
[25]魏建功：《<歌谣>四十年》，《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26]常惠：《回忆<歌谣>周刊》，《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
[28]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歌谣》周刊，第2号，1922年12月24日。
[29]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续)，《歌谣》周刊，第3号，1922年12月31日。
[30]常惠对白启明《几首可作比较研究的歌谣》的讨论，《歌谣》周刊，第4号，1923年1月7日。
[31]常惠：《谈北京的歌谣》(续)，《歌谣》周刊，第43号，1924年1月27日。
[32]参见“中国民俗网站”( www.chinesefolklore.com)，“常惠”条目。
[33]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续)，《民俗》周刊，第17、18期合刊，1928年7月25日。
[34]《福建龙岩县的风俗调查》“编辑者识”，《歌谣》周刊，第28号，1923年10月14日。
[36]参见周作人1928年5月28日给钟敬文的信，《民俗》周刊，第13、14期合刊，1928年6月20日（？）。
[3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