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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与法定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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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中扬]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
——以皖南绩溪县伏岭村春节为例
  作者:季中扬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11-09 | 点击数:3916
 

四、春节文化的传承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毫无疑问,对于伏岭村来说,“三十值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网络。它维系、活化了诸多村里原初的社会网络,包括家族、邻里、亲戚、同学、朋友等。它通过挨家逐户地舞,仪式化地建构了村落共同体形象;通过组织集体游灯、放烟花、看戏,在一种狂欢化的气氛中消解了村民之间的陌生感,恢复了血缘、地缘的亲密联系;通过接茶,重建了诸多亲密关系。很显然,舞、游灯、放烟花、演戏、接茶等,都是一个个社会网络。此外,村中还有负责桥梁维修的“桥会”、文艺爱好者自发组织的“鸡鸣寻声社”等。丰富的社会网络促进了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热情,伏岭村的水井、河道、村中的石板小路、戏台都是村民自发商议、集资修建的。我们在调研时听闻,2004年到2007年的30岁值年者,主动提出承担村内全年的路灯费用。

  社会学家维克多·佩雷斯-迪亚兹就认为,节日庆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网络形式,他称之为社会交往的软形式。村民借此增加了交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培育了对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比如,挨家逐户舞时,每家都会交付一定的“狮金”来赞助演出活动,这种无契约的出资体现了村民对活动组织者的充分信任,同时,这也表现了村民对村里集体活动的支持和间接参与。再如,2018年春节,值年者有28人,相互之间并不完全熟悉,其中出生月日最早者为总负责人,其他人把所有分摊的钱物,约4万余元,都交给他支配,此间的信任感显然是陌生人社会中所无法想象的。福山认为,信任这种社会资本是人们长期社会互动的产物,一个社会的相互信任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伏岭村的春节习俗巩固了社区内相互信任这种原生的村落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让村民觉得生活顺心,而且有利于村落获取更多外部资源。

  “三十值年”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社会组织,而是一种组织原则。基于这种组织原则,全村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村落最重要的公共活动的组织者,这一方面培育了村民对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使得伏岭村不仅没有出现“无公德的个人”现象,相反,伏岭村的公共物品能够得到村民自发的、有组织的维护。另一方面,这也增强了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度。我们访问了十多个村民,问是否有人不愿参与“三十值年”活动。回答是一致的:每个人都会参与的,否则,村里人就议论他,认为他不算这个村里人了。据说,以前只要不参加“三十值年”者,就不能进邵氏祠堂。其实,“三十值年”也是每个村民在村里难得的露脸机会,可以到村里每户人家去舞,在演戏前可以在所有村民面前郑重其事地自我介绍,他们都很珍视这种展示自我的机会。所以,不管他现在生活在哪里,都会回来参加“三十值年”的。甚至有的不在这里出生、成长,只要他的父母或爷爷奶奶是这里人,还有外地来这里经商、工作的人,也会参与“三十值年”。只有参加了“三十值年”,才能成为村里人。例如,今年村里就来了一个女孩,从小在武汉生话,很少到伏岭来,但她请求明年参加“三十值年”,因为他爸爸说,尽管是女孩,也要参加,这样她才算伏岭村人。这种强烈的村落认同感对于村落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众所周知,皖南山多地少,明清时期,就有大量村民外出经商、打工,但是,并没有出现“空心村”“荒村”现象,所有外出村民都会在腊月二十四回来过小年,当地人称为“烧年”,在外发迹的人一般都会想着回报村里。伏岭中心小学校长邵宗惠说:“以前我们伏岭人在上海开徽菜馆,成功的很多,上海几大最著名的徽菜馆,如大中华、大富贵、鸿运楼,都是我们伏岭人开的。这些人成功了,就回报家乡,最直接的就是捐赠戏服啊,做戏台啊,还有做好事,如修桥铺路啊之类的,做祠堂啊。”我们在村里公告栏中就看到了一个布告,内容是工作于北京的村民邵宗有博士委托6位村民成立了一个“远方助老金”理事会,本村每位贫困老人都可以自愿申请生活补助。据其中一位理事说,每位老人可以申请1000元,特别困难的可以申请2000元。

  游灯、演戏、接茶都是全村人参与的大型公共活动,其组织协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伏岭村人仅仅通过“三十值年”这样一个临时的、松散的组织就可以运转起来,可见村民内部是有长期协作习惯的。在现代社会,这种协作精神无疑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对于个体力量较弱的村民来说,协作这种社会资本存量丰富,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资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伏岭人在上海等地开餐馆大获成功,而不是各干各的营生。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伏岭村人这种协作精神已经借助“三十值年”这种组织形式产生了一种新的互助协作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村民家的孩子一般都是一个或两个,一旦外出打工,父母就成了“空巢老人”,“三十值年”的人就约定,他们是同年出生的兄弟姐妹,有责任、有义务照顾对方的父母,他们由此结成了“养老互助联盟”,不仅解决了父母养老问题,还构建了一种极其亲密的拟亲属关系圈。这一点为今年伏岭上村值年的负责人所证实,他说:“值年的人基本上都是小学、中学同学,初中毕业后,相互联系就不多了,但到了30岁后,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密切起来,比如谁家结婚了,有红白喜事,都有相互来往,平常也会互相帮忙照顾老人。”

  在一个有着深度集体认同的村落里,人们热衷于村落公共事务,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能够互助协作,其公共道德水准一般都相对较高。当然,我们很难对伏岭村人公共道德水准进行量化评估,但是,我们访谈中了解到一个细节,很能定性地说明问题。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说,他来伏岭村十多年了,很少遇到打架斗殴和其他民事纠纷,只处理过一起自行车失窃案件,更没有刑事案件。如果承认乡村社区发展并非仅仅指经济发展,还有文化、文明的维度,那么,伏岭村有如此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显然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宜居的村落。

  社区内部社会网络丰富,人际联系密切,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这只是意味着社区内部“黏合性社会资本”存量较高,乡村发展还需要与外部建立复杂关系的“桥联性社会资本”。基于“全域旅游”观念,绩溪县已经把伏岭村的春节习俗列入“最火绩溪年·最浓徽州味”活动之中。在乡村旅游背景下,伏岭村如何基于现有社会资本,创造出更多“桥联性社会资本”,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事实上,伏岭村的春节习俗,尤其是演戏、舞,早已成为伏岭村的一张名片。在1962年台湾版的《重印绩溪县志》中,就有对伏岭村演戏、舞的生动描述,据说是出自胡适手笔。2000年之后,伏岭中心小学徽剧童子班还多次应邀去北京等地演出。文化遗产既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文化资本,又是一种潜在的“桥联性社会资本”,社会成员如何利用这种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现代变革,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结语

  乡村振兴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固然离不开乡村经济发展,但“战略”的着眼点显然不应该仅仅是经济。笔者以为,只有乡村生活成为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乡村文化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才具有战略意义。伏岭村基于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传承,拥有了较为罕见的社会资本存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宜居的、令人留恋不舍的乡村。这个村并不富裕,但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有一种文明的力量。由此可见,乡村发展不仅需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还需要社会资本。更多情况下,社会资本甚至比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更具有根本性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资本存量很难做定量研究。就定性研究而言,其存在形式与类型又比较复杂,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方面,本文所列的六个维度并不能穷尽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对于六个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也未深入讨论。另一方面,伏岭村社会资本存量与其春节习俗传承之间并没有严谨的因果联系,只能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因而,本文从春节习俗传承角度论证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以及乡村发展问题,这个研究思路是否合理,也有待于进一步考量。

  (本文刊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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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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