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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多学科视野下物质文化的综合研究进路
通过上文的简要梳理，我们看到在物和物质文化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和民俗学做出的贡献最为突出。实际上，就物和物质文化研究领域来看，人类学和民俗学在创始之初很相近，最明显的一点是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泰勒提出的“文化遗留物”观点，也曾为民俗学所借鉴，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早期民俗学的发展。后来，因为人类学的异文化和小型、无文字社区研究取向，民俗学的本文化、历史悠久社区研究取向的差异，人类学发展出了前文所述的更重视社会性的“总体呈现”命题，而民俗学则发展出了更重视文化性和传承性的“物质行为”命题。
(一)物质行为：一种物质文化综合研究视角
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虽然不同学科有自己的学科追求和研究旨趣，但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文化、历史和社会结构，以及瞬息万变、难以捉摸的群体、个人实践，任何基于单一学科理念的视角、方法都有将“复杂社会进行简单治理”的嫌疑。只有以研究内容和问题为导向，加强学科间对话，并广泛吸收各学科有价值的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视角下的综合研究，并不断开发新的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才有可能将该项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近些年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颇大的思想家级别的学者，不管是抛出场域、惯习、文化再生产等概念武器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还是整合话语意识、理性实践、动机和认知无意识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都是以行动者为工具，超越传统理论的二元分裂，从而有效在结构和建构(布迪厄)或结构和行动(吉登斯)二者之间调和的综合集成创新研究。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李强在2015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总结发言中也指出，面对复杂的社会，最好的研究方法就是综合研究。
迈克尔·欧文·琼斯是物质民俗领域倡导综合研究的代表学者，他指出民俗学对物质文化及其制作技术的研究主要有四种视角，分别认为物质传统是历史手工艺品、可描述可传承的实体、文化的实体，以及将制作和使用物品看作是人类行为。第一种视角认为手工艺品根植于传统并流传至今；第二种视角强调研究物质实体的样式，以此展开物质民俗的类型学研究；第三种视角认为物质民俗能够体现出研究群体的文化要素，并主要关注“物质文化怎样符合(一般并不一致)并体现出一个群体的设想、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第四种视角将对物品的制作和使用当作人类行为来研究。琼斯认为对于物质民俗和技术的研究而言，这四种视角都是不可或缺的，并倡导混同四种视角的综合研究。为了倡导这种综合的研究方式，他提出了物质行为的概念。认为：“物质行为不仅包括个人创造的物品，而且包括制作者构思、制造、使用或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过程。它包括创造东西的动机(感观的、实用的、观念的、治病的)，制造过程中的感情和身体活动以及对物品和制作的反应。物质行为既包含着个性特征、心理状态、心理过程以及关于手工艺品的社会的相互影响，也包含着个人在物品中融入的思想、人们赋予物品的涵义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象征性和实际地使用物品的方式。”
琼斯还强调“物质行为研究不是将研究对象作为孤立的现象，而是将其作为活动的产品，体现出无形的过程以及引发反应的可触知的刺激。”民俗学对物质民俗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物质本身，而是应该关注物品背后的人，重视对物品的构思、制作、使用过程的研究，重视透过物品观察人的观念、情感、需要和愿望。琼斯的物质行为研究视角将物质民俗和技术民俗整合起来，注重民俗过程的探讨，并深入到人的情感和观念层面，是一种综合研究策略。
“物质/器物关系”和“物质/器物文化的四层结构”
器物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人和文化的整体研究，其主要路径是各种互动“关系”。大体相当于在中国历史上引起长久争论的“器”、“道”关系。概括起来如器物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材料、对自然的改造、废弃器物处理等)、器物本身的结构关系(形制、制作工艺及历史、审美)、器物和人及社会的关系(人口，物理和社会功能，器物对人身体和精神的塑造和控制、人工智能、器物对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信仰和祭祀、情感、礼仪和仪礼，器物和技术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面子和人际关系，资源争夺和权力分配，消费、流通)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系都是双向的互动关系，人制作、使用器物，但同时人在一定程度也被物化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从诞生之日起，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同时进行的。正因为此，我们可以说物质文化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门通过器物研究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学问。为增强对整体文化的理解以及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而进行的区域间物质文化比较，除了要关注不同区域中器物、技术本体的异同外，更重要的是探究“物质/器物关系”的差异。研究“物质/器物关系”，撰写物质文化民族(俗)志，从结构的角度切入有一定的实操性。
器物有其自身的文化结构，笔者认为器物至少存在四层结构：一是单个器物的结构，也就是单个器物的材料、形制、构成和制作工艺；二是器物组合的结构，也就是器物和器物的组合关系，器物组合是以一项完整的实践活动所使用的全部器物来界定的，比如完成犁地劳动的犁、耙、耱、牛马挽具等组成犁地农具组合，而一场音乐会需要的乐器则组成特定的乐器组合。器物组合有一定稳定性，但因为实践活动的多向性，所以器物组合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小的器物组合还会组成更大的器物组合，比如耕种农具组合就包括了犁地、播种、灌溉等器物组合。因此我们可以将器物组合分级，如一级器物组合、二级器物组合等等，一级器物组合是器物组合的最高级，比如所有生产性的器具组合组成一级生产器具组合，所有生活性器具组合组成一级生活器具组合等；三是器物群的结构，也就是一级器物组合之间的结构关系；四是器物和其他文化事象(如生态环境以及上文提到的器物、人及社会的互动关系)之间的结构关系。器物文化的四层结构不仅注重器物(特别是基本器物和标志性器物)本体的研究，而且强调将器物放在一定地域的社会历史及自然生态大环境中，作以器物组合和器物群为基础的整体研究。在此过程中器物的制作和使用技术(手工艺)、人们对器物的认识(心态)等贯穿始终。
(三)“物质关系”与“总体呈现”、“物质行为”经典命题的区别及其价值
如前文所述，在物和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人类学发展出了以莫斯为代表的“总体呈现”命题，民俗学则有琼斯的“物质行为”命题。那么本文所提出的“物质关系”命题与上述经典命题有何区别?其有什么样的独特学术价值?
“总体呈现”命题是莫斯在考察初始民族的礼物交换的过程中提出的，他认为部落之间的礼物交换是更大范围的非经济交换的一部分，初始社会正是依靠这些循环不断的物品交换建构、维系和再生产自己的社会的。因此，物的交换是初民社会维系其社会结构的基本机制。由此，可以看出“总体呈现”理论的提出者莫斯延续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事实研究的基本学术理念，集中于对社会的关照，而对物本身和人缺乏关注。
与莫斯的学术取向不同，琼斯“物质行为”理论的探讨对象是物质民俗的研究视角。“物质行为”将物本身、物所体现的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制作物的技术、制作和使用物的人、人在制作和使用物过程中的心态等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较好地体现了对物的传承性、文化性等民俗学传统论题的关注。“物质行为”理论对器物本身和器物背后的人的双重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总体呈现”理论对物本身，尤其是人的忽视，但我们同时看到，可能囿于学科兴趣，“物质关系”理论则缺乏对社会维度的关照。最后，两命题都缺乏对自然和生态这一终极维度的关照，而这对当今世界尤其是饱受环境问题困扰的中国尤其重要。
“物质关系”在“总体呈现”和“物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但不同于两者或以物看社会，或以物看文化和人，而是将物看作是人类文化实践的中间环节。其上连接的是制作器物的人和社会、与器物的原材料有关的自然生态，其下是人在一定的社会中执器物完成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而贯穿这一过程的是人们对器物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方法，即技术，而人们对器物和技术的认识则是一部人的心态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自然生态、物、人、社会以平等的姿态放在一个系统内讨论，尽力避免偏执“拜物”、“唯社会”、“人类中心论”、“生态决定论”之一端，实现对物的研究的整体关照。
至于“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则是在“物质关系”命题下，从事物或曰物学研究，特别是其基础性工作———物质文化民族(俗)志考察和撰写的基本思考框架。
总之，“物质关系”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对器物研究的主要成果，将物放在自然生态、物、人、社会的有机系统中讨论，不仅探讨四大因素本身，尤其关注四者之间的关系，实践整体研究理念，力图搭建跨学科的物或物学研究。而作为此研究的基础应是物质文化民族(俗)志，针对中国物质文化民族(俗)志缺少的现状，本文延伸提出“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的物质文化考察和撰写框架，供学界参考和批评。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7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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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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