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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戏曲学校教育及其存在问题
学校教育是人类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有了各种学校教育，包括私学、官学等。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则是与近代工业革命、现代化发展进程相联系在一起，采用班级授课制，使用统一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考察方式等是其基本特点。
我国传统戏曲纳入学校教育，也是近代以后才有的事情。戏曲社会传承中的家族传承、戏班传承和教坊传承，有些做法已经与学校教育十分接近，如戏班传承中的科班教育，在组织结构、教师聘用、学生招收、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已经十分类似学校教育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喜(富)连成科班是组织最规范、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科班，培养了包括梅兰芳、周信芳在内的一批优秀的戏曲演员。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唐伯弢《富连成三十年史》、叶龙章《喜(富)连成科班始末》(见《京剧谈往录》)等都对这个科班进行了介绍或研究。除此之外，1912年李桐轩、孙仁玉在陕西西安创办的“易俗伶学社”也是一个类似戏曲学校教育的组织。“新剧社以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为宗旨，招收之艺徒，一面学文化，一面学艺。剧社与学徒合而为一，故定名为‘易俗伶学社'，以‘伶'、‘学'二字区别其他专一营业社团。”易俗社有严格的组织，但不同旧式科班，采用资产阶级民主制；也象旧式科班一样，学生由社内统一命名，但不象科班那样安召辈分、级别，而是按照学生姓氏、小名等。尽管喜(富)连成科班、易俗社等已经十分接近现代学校教育了，但与现代学校教育仍有本质差别。如果说喜(富)连成科班是现代戏曲学校教育的雏形、易俗社是从“科班向现代教育方式过渡情况”的话，那么此后出现的“中华戏剧专科学校就完全进入现代学校式的专业教育了”。
中华戏剧专科学校创办于1930年，是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是作为“中华戏曲音乐学院”的分院即“南京戏曲音乐学院”的附校，简称“中华戏曲学校”，后又改名为“私立中国高等戏曲职业学校”。据该校学生王金璐《回忆中华戏曲学校》记载，该校设有校长、副校长、教务处、训育处、实习处、事务处、戏曲改良委员会、校医等，教师分为老生教师、武生教师、小生教师、旦行教师、老旦教师、净行教师、丑行教师、武功教师、昆曲教师、音乐教师、文化课教师，设歌剧系(即戏曲系，以京剧为主)、音乐系和话剧戏三个系，学制七年，男女学生兼收。校长为焦菊隐、金兆棪。从1930年创立到1940解散，学校共培养出“德”“和”“金”“玉”等五届三百多名学生。
戏曲的学校教育，包括专门培养戏曲编演人员的戏曲学校、戏曲学院，也包括开设戏曲课程的非戏曲专门学校。戏曲学校培养的主要是戏曲的专门人才———艺术意义上的戏曲人才，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戏曲传承人———把戏曲作为自己民俗、艺术与文化生活一部分的人。
1949年10月2日，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成立，10月下旬更名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田汉任局长，并提出将四维三分校(田汉于抗日战争初期在广西创建的四维儿童戏剧学校，习称四维戏校)归属戏曲改进局的建议，后报请周恩来总理和周扬部长批准。1950年1月28日，戏校被命名为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局长田汉兼任校长，并委派史若虚为教务长，李紫贵为教务主任，曹慕髡、徐特等人均参加了戏校的建设工作，校址暂设东城区北池子草垛胡同。1950年5月迁至西城区赵登禹路新校址。1951年4月，戏曲实验学校划归中国戏曲研究院，王瑶卿任校长。1952年11月更名为“北京戏曲实验学校”。1954年5月中旬归属文化部，定名为“中国戏曲学校”。1978年10月，改为大专学制，更名为“中国戏曲学院”，史若虚任院长。
除了中国戏曲学院外，从1949年起，我国各地还建立许多戏曲中专学校，“至1957年全国已有包括京、昆、川、湘、同州柳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等8个剧种11个戏曲学校”。1958年戏曲学校增至21所，1959年增至32所，1960年下降至23所，1961年又猛增至58所。文革期间戏曲学校被关停，1978年后恢复的戏曲学校约30所。
我国的戏曲学校除了专门的戏曲学校、学院外，还包括一些普通大专院校。著名词曲家吴梅是最早戏曲引入现代大学课堂的学者，1922年至1937年先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主讲词曲，把昆曲引入大学课堂。在吴梅及其弟子的影响下，许多大学如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都开设戏曲文学、戏曲理论或戏曲史的课程。到了今天，国内几乎所有大学的中文系都开设了戏曲方面的课程。戏曲教育已经成为大学中文专业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上所述，我国的戏曲学校教育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戏曲专科学校、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培养戏曲演出人才为主；另一类是开设戏曲课程或专业的普通高校，则以培养戏曲理论研究人才为主。它们都是在戏曲社会传承尤其是科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是废除了科班打骂体罚陋习，提倡启发教学；二是坚持剧目教学；三是强化基本功训练；四是重视舞台实践；五是加强文化课、戏曲史与戏曲理论学习；六是强调学员全面发展，因材施教。七是编写统一的教材；八是建立了从中专、本科、硕士、博士和成人教育多层次、多形式的教学体系等。
诚然，戏曲学校教育为我国戏曲传承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演员、导演、编剧和管理、研究人才，使得戏曲表演和研究水平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不庸讳言的是，相对于社会传承，戏曲学校教育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第一，学校教育偏重戏曲的艺术、文学教学，而对戏曲的民俗和文化教学相对薄弱。前文已述，戏曲在我国至少有民俗、艺术和遗产三个层面意义，戏曲专门学校、学院在课程设计和教学安排上侧重培养学生编、导、演等戏曲技能，普通高校则侧重于戏曲文学经典的欣赏与研究，而对戏曲作为族群性、地域性民众的民俗生活、文化遗产的意义相对薄弱，使得戏曲传承愈来愈远离民众的土壤。
第二，学校教育限制了童子功训练和手把徒弟、私塾徒弟等传承模式，一方面使得学生基本功训练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师生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方式传承戏曲的机会大大减少，大大影响了学生对我国戏曲艺术表演精髓的领悟。
第三，学校教育虽然在理念上强调因材施教，但统一的教材、大纲和班级授课制，以及大量的公共文化课、理论课的安排，使得因材施教很难得到彻底贯彻。共性教育仍然是学校教育的基本特点。
第四，专门的戏曲学校、学院虽然在课程设计中也安排了编、导、演的实践教学，但由于学校与戏曲表演院团的分离，加上各戏曲院团演出的减少，使得学生真正实践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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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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