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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遗后：展演被官方操控而渐趋碎片化的乞巧节
古人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古话也印证了西和乞巧节前世今生的命运。曾经被上层一些官僚视为“乡里巴人”的西和乞巧节，却于2008年实现华丽转身，升级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和乞巧节身份地位的巨大转变到底对其生存现状带来了哪些影响？笔者于2012年8月对西和县姜席镇姜窑村做了为期8天的田野调查，试图透视乞巧节成功申遗后的生存情境。
姜窑村因地处县城著名旅游景点晚霞湖附近，是西和县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每年都有领导前来指导工作。当西和乞巧节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后，姜窑村又因作为乞巧节展演的示范点而被经常指导。2012年乞巧节，姜窑村的姑娘们为之准备的日期开始得比往年更早。因巧头2011年外出打工了，那一年的乞巧活动未能如期正常举行。而2012年巧头恰好还在村子里，再次成为乞巧负责人。乞巧姑娘们除了要筹备过自己的节日外，还被要求为省市各级领导做传统乞巧仪式表演。
其实，自2006年开始，西和县政府已经连续举办三届“中国•西和乞巧文化旅游节”，这些都是为了乞巧节申遗而宣传造势。2008年，西和乞巧节如愿以偿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由县级上升为市级地方标志性文化；而作为西和县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姜窑村，也因此成为陇南市对外展示自己标志性文化的重要窗口。陇南市政府为了打造文化大市品牌，将西和乞巧节纳入到市政府的整体规划中，决定在2012年8月22日至25日（农历七月初六至初九）举办第四届“中国•陇南（西和）乞巧文化旅游节”，主办单位自然是陇南市政府，而承办单位则以西和县为主。为了密切配合这次活动，姜窑村和附近的谢庄村都要为与会领导表演当地的乞巧仪式。整个活动的分会场恰好是在笔者田野调查地姜席镇晚霞湖岸边。
为了借此“文化东风”以提高西和的知名度，县政府还特别请来了陇南市电视台到晚霞湖录制乞巧活动。由于给领导表演的时间恰好与整个乞巧节中最为隆重的日子即七月初七相重叠，有些乞巧姑娘们很不情愿为此而放弃属于自己的节日时间，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服从了村委会的决定。为了能在初七顺利完成表演，从七月初二到初六，姜窑村乞巧姑娘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乞巧节期间要演出节目的排练上。由于所剩余的时间不多，姑娘们为未能够给邻近村庄麻庄村拜巧而愧疚不已。
这些在文化他者看来，西和乞巧节也许就是迎巧、拜巧、迎水、卜巧和送巧这些“常规动作”。然而，诚如上文所述，“常规动作”背后有着不常规的文化意蕴和神圣，若缺少相应的理解和尊重，乞巧节就会蜕变为仅有能指的符号，民众生活的“此在”亦将演变为生活在别处的“彼在”表演。沦落为文化展演的乞巧节，其碎片化趋势也就在所难免了。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实则是自然的变迁过程，是内力与外力自然联手作用的结果，而非主观意志的强势“指导”。众所周知，文化是长时期积淀的结果，绝非“三年河东，三年河西”的政绩大跃进。而西和县乃至陇南市政府相关领导在没有深入了解乞巧节日渊源和文化内涵的情况下，仅仅基于自己的主观理解就贸然指导当地姑娘的“乞巧”。比如说，本应在七天八夜这一时段里展演的西和乞巧仪式，他们却要求乞巧姑娘们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完成。又比如迎水环节，按照乞巧节传统，应该是在初七早上在井边或泉边燃香、跪拜、唱迎水歌后才能进行，可是市电视台录制组却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是在水边就可以了；甚至为了拍摄方便，摄制组竟然“指导”乞巧姑娘到晚霞湖边迎水（图3）。类似这样的“指导”在2012年的乞巧节上轮番上演。
按照政府指挥，初七早上8时整，姑娘们就要到谢庄的坐巧人家集合，等待各级领导莅临观摩指导。在此之前所有乞巧者必须化好妆，穿上县政府统一订制并免费发放的服装（图4）。这种服装是参照乞巧节传统服饰式样设计的，但整体看上去却像过去西和民众所穿的棉袄。为了更好地体现乡土纯朴气息，政府给每位姑娘分发了一束黑毛线，以充当辫子。由于初七凌晨2时就要开始化妆穿衣，很多参加乞巧的姑娘只好提前一天到旧村委会准备，晚上在那里过夜。
图3 在晚霞湖“迎水”
图4 县政府发放的乞巧服
从早上8时到中午12时，乞巧姑娘们总共接待了三批来宾。每来一批，姑娘们都要按照之前统一彩排的队形，整齐划一地跪拜在坐巧人家的庭院中，反复表演所谓传统意义上的迎巧、拜巧、娱巧、卜巧和送巧等环节。姑娘们跪拜在院落两边，领导则从中间走过曾是迎织女的专用神道，以猎奇的眼光观摩整个仪式活动。有时前一个仪式环节还未结束，有的领导就主动要求切换到下一个“频道”，姑娘们不得不匆忙调整队形，改唱相应的仪式歌。又如跳麻姐姐，本来是一种请神附体的巫术活动，根据传统，表演者要在神桌前虔诚祈祷后才能开始表演，遗憾的是，负责彩排的小学老师却视之为普通的娱乐活动，使神圣的跳麻姐姐进化成类似街舞或跳绳游戏的轻舞飞扬。最后，当所有领导参观完毕后，姑娘们才领着政府发的20块钱去吃午饭。整个表演活动就此宣告结束。
笔者田野调查点姜窑村地理位置特殊，全村大部分人家靠经营农家乐谋生。2012年虽然有乞巧活动，但村里却没有坐巧人家。一位大叔向笔者透露说：“现在家家都讲卫生，怕人多混乱，所以没人想坐巧。”直到六月二十九迎巧那天，村委会才临时决定在废弃的旧村委会院落里乞巧。房子虽破落了些，但毕竟迎来的织女神暂时有了“住处”。初七那一天，领导们到谢庄村参观指导的乞巧活动确是在坐巧人家里举行的。笔者后来访谈这家主人后得知，由于该户人家距村委会很近，考虑到方便领导“视察”，村委会才决定把织女请到这里来，所有贡品和其他所需物资都由村委会负责提供。因为领导和电视台要来参观指导或摄像，谢庄村所请织女像（图5）自然比姜窑村姑娘们请的（图6）花费更高。姜窑村的织女像50元，而谢庄的却高达1000多元。
图5 姜窑村乞巧姑娘们请的巧娘娘
图6 谢庄村政府出资请的巧娘娘
综上所述，申遗后的乞巧仪式几乎是在一种伪情境下进行的名副其实的“展演”，从生活世界中被活生生地剥离出来，成为展示地方文化和政府政绩的做戏，与西和乞巧姑娘们的节日生活和神圣体验已渐行渐远。因此，这样的乞巧才会给包括笔者在内的参与者以今夕何夕，似是而非的感觉。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情境相似，当下的西和乞巧节也已今非昔比，所乞之“巧”大都为机器之“巧”所取代，对巧娘娘的虔诚信仰也移情到对娱乐明星的崇拜，因为跳麻姐姐终究没有跳街舞或蹦迪来得刺激。申遗成功后各种删节版仪式的反复展演，更是加速了乞巧节的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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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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