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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孩子忙学业，年轻人忙捞钱，四五十岁的人都打麻将去了，讲故事的好光景再也回不来了，60年代以前，主要是乡亲们听我讲故事，80年代以后，主要是外人让我讲故事；成了‘遗产’以后，我就只剩下对着录音机、录像机讲了，这故事也不是这么个讲法啊。”
“这阵子来采访的太多啊，当地的，北京的，还有关里的。前几天，有一家湖南的来电话说要来，我说不行啊，你们别来了，我没有答应他们。我的身体确实不行了，血压还高，不临儿（不时）还有迷糊的时候。家里又出了特殊的事，儿媳妇病逝了，小孩们哭天抹泪的，大家心情都不大好。哪有心情讲故事啊!”
“前几天，北京的一个电视台来让我给他们讲故事录像，他们是头晌来的，讲到中午，完了下晌又把我折腾到大野地里，这也录，那也录，嗨，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多他们才走。那天下晚可把我折腾完了，我趴好几天，挂了好几瓶滴流!你说，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说实在话，这回一评上‘文化遗产项目’了来的人更多，我都招架不起了啊!”
毋庸置疑，我国实施的“非遗保护”，犹如一柄双刃剑，在给濒临失传的民间文化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某些伤害与挑战。在上述个案中，由于受到种种外部力量的干预与介入，已经影响和改变了民间叙事者的常态讲述。这种语境中的讲述及其文本，已很难展现文化的真实面貌。与处于“自在状态”的民间叙事活动相比较，时下一些在“非遗”语境中进行的各种民间叙事活动，其“讲述”的语境大都与“本真”拉开了某种距离，而替代那些失去的“本真”，充斥进讲述“语境“中的更多的是主权认同、文化代言、甚至某些现实经济利益的因素。由于讲述者的叙事动力发生了变化，事实上，“非遗“视域下的一些所谓“讲述”，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包装性质的“文化展演”。
尽管“非遗”视域下的故事语境更为复杂，各种外部力量的干预与介入对故事的“常态”讲述构成一定的影响和干扰，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社会公众对民间文学遗产的认识有了明显提升，一些较有影响的民间文学传承人在对传统的坚守方面，也表现出更为清醒的自觉性：
谭振山：“我不想把这些故事带到棺材里去，你们要想录故事，可得抓紧呀！”
刘则亭：“以前我讲故事是一种爱好，现在是一种责任（指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后），我不把二界沟渔雁的故事讲出去，记下来，印成书，我走以后就没人知道了。”
何钧佑：“我都80多岁了，你们认为俺们锡伯族老祖先留下的这些故事还有价值，太好了！这些年我就担心这些故事失传，要不就带到棺材里了。”
在新民师范学院现场聆听了谭振山、杨久清两位故事家进校园给大学生讲的故事之后，何钧佑在返程途中还曾对笔者感叹：
“听了谭振山的故事，我就明白了，你们想要保护的是什么，你们不是要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想要我爷爷留下的那些故事，那还不好办，回去我就按照我爷爷当年讲的那样，给你们讲就是了。”
而90多岁的杨久清老人，还在自家院里专门修建起当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座民间自建的“民间故事传习所”，为的是方便乡邻到他家听故事。
这些传承人对传统的坚守，让人动容。
即使在某些带有尴尬与无奈的“故事语境”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坚实存在。仍以谭振山为例，笔者发现，无论其面对的故事听众是前来拜访的学者、文化工作者、新闻媒体、高校学生、还是他熟稔的乡邻，对于在什么场合讲故事，对什么人讲，如何讲，讲什么，谭振山内心都有自己的安排和选择，很少受各种外部力量的摆布。在谭振山那里，“讲述”是有“尊严”的，他从不违心地“应景”。正是在谭振山这样的传承人身上，我们获得这样的启示：故事是一种叙事，而“讲述”也是一种叙事，“讲述“是讲述者的行为叙事，是讲述者在用行为阐释意义，是其作为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彰显，民间叙事的本质即在于对人们自身的文化属性与文化个性进行某种“表演”。可见，对于资深的讲述者而言，民间叙事的传统与谋略已内化为一种强大的力量，足以使这些成熟的讲述者形成某种定力，使其调动起心智，与时下包括官方及学术界在内的所有外界干扰进行应对、博弈、抗衡，进而得以顽强地表现传统及其个性。
一言以蔽之，“非遗”视域下的故事语境，没有最复杂，只有更复杂。研究者若想剖解特定语境中文化的种种“变形”，破译其何以发生这种“变形”，可能需要洞察并掌控与之发生关联的更多因素，启动更多的思考，正所谓“你有多丰富，你眼中的对象就有多丰富”。
四、如何叙事：关于“文本生产”的田野立论与概念拓展
近年来的民间文学田野实践证实，如果将众多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讲述者”视为一个传承谱系，那么，这一群体的内部并非具有高度的同一性。恰如有学者对我国史诗演述群体谱系进行的勾描：从高度职业化的一端，逐步过渡到很业余的另一端，其间存在丰富的过渡形态。从受过教育的大体等同于“文人”的“书写型”传承人的一端，到地道文盲传承人的另一端，其间有着复杂的中间形态。辽宁的民间文学传承人群体与我国史诗演述群体颇为相似，此中，有如金德顺、满族三老人、谭振山等国内驰名的传承人，学术界对他们早有界定并形成共识，对其讲述的故事文本，也有较高的认同度。也有如何钧佑、王树铮、刘则亭这一类具有“书写”能力的传承人，对他们及其文本的认知与界定，学术界比较纠结，存有一些分歧。一些学者认为，这类传承人大都接受了现代教育，他们通过现代传媒和其他渠道，获得了大量不属于“本土”的文化信息，这些信息和知识在影响和改变其人生观念的同时，也被组织进入故事之中，在他们的讲述及其文本中，都张扬有讲述者的个人诉求，折射着其“自我”的文化观念。还有，由于这类传承人具有书写能力，往往扮演着衔接口语世界和书面世界、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个世界的角色，他们的讲述及其经过“处理”的文本，难免带有某种书卷意味，具有一定的书面文学色彩。
以辽宁来看，由于故事家群体的复杂构成，也使辽宁民间叙事的“文本生产”形态各异，风格多样，此中既有芬兰学者劳里·航柯指称的“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即主要来源于民间讲述者脑子里的“模式”，又可称为“大脑文本”的故事，如谭振山、杨久清、刘永芹、爱新觉罗·庆凯等故事家讲的故事；又有“源于口头的文本”，即跟口头传统有密切关联的书面文本，因为具有口头传统的来源，因而成为具备口头性特征的既定文本，如王树铮、刘则亭记述的故事；同时还有接近于“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即根据某一传统中的口传文本或与口传有关的文本进行汇集后有所加工与创编的故事，如由何钧佑记述并持卷宣讲的锡伯族长篇故事。由于每个民间故事在较固定的情节之外都有一定的空间可提供叙事者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作不同的发挥，这是民间叙事的本质属性赋予叙事者的自由，因此，不仅“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关乎“文本生产”的问题，就是“口传文本”及“源于口头的文本”，在传承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加工与创编”。例如，谭振山讲故事时就有“三不讲”：妇女在场时不讲荤段子，儿童在场时不讲鬼故事，人多的场合不讲思想意识不好的故事。谭振山曾坦言：“故事这玩意也不用什么特殊学，喜好这个就能记住，一听就忘不了，有些故事，别人讲的不老道，不生动，我就重新给它编一编，改一改，故事也就越来越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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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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