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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之初，于1916年3月间写信给在东京的同学和朋友梅光迪（觐庄），略说他的见解，梅于同年3月19日写信给胡适，指出“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poetry,spoken language)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胡适在后来、即1933年写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中引述了梅光迪的这封信后，说：“这封信真叫我高兴，梅觐庄也成了‘我辈’了！”在梅的启发下，他又加写了文学“皆以俚语为之”。他说：“他认清了中国俗话文学（从宋儒的白话语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是代表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的。”[18]那时，他并没有很看得起民间文学，他所拟的“文学革命”的八条中，也没有提到民间文学。他所说的“白话文学”主要是指历史上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一部分民间的创作，但决非独指民间的口头文学，更不是梅光迪说的现在还活着的“民间文学”。直到1920年，朋友们酝酿成立歌谣研究会时，他大概才意识到了歌谣对于他所提倡的新文学的意义，于是参加了歌谣研究会。在《歌谣》周刊1922年12月17日创刊后第三天出版的《努力》周报第31期上，他发表了一篇《歌谣的比较研究法的一个例》，署名Q。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引进了“母题(motif)”这个术语，用于歌谣的比较研究，这些都源自于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从而为中国的歌谣研究开了一条新路。十年后，胡适于1936年3月9日为《歌谣》周刊复刊所写的《复刊词》，才公开全面地阐述了他对歌谣和搜集保存歌谣的见解：“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
二三十年代从事神话研究的不少学者和作家，受人类学派影响的还有钟敬文、黄石、谢六逸、林惠祥等。郑振铎早期的民间文学文章，特别是他从欧洲回国后写的一些文章，也无不显示出他对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的倾慕。到30年代中后期，他集中研究俗文学，成为首倡俗文学研究，并成为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俗文学派的领袖人物。
注释：
[1]见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哈尔滨。
[2]卫景周《歌谣在诗中的地位》，见《歌谣》周刊《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第34版。
[3]周作人《歌谣•发刊词》，见《歌谣》周刊第1号，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北大日刊》科发行。
[4]胡适《歌谣•复刊词》（1936年3月9日），《歌谣》第2卷第1期，1936年4月4日。
[5]《本会常会并欢迎新会员纪事》，见《歌谣》周刊第45号（1924年3月2日）第6～8版。
[6周作人《读〈童谣大观〉》，见《歌谣》周刊第10号（1923年3月18日）第1版。
[7]]《歌谣》周刊第64号（1924年3月9日）第1版。
[8]胡适《歌谣•复刊词》，载《歌谣》第2卷第1期（1936年4月4日）第1～3版。
[9]童书业《古史辨》第七册《序》，第6页。
[10]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原载《国学门周刊》（北京大学）第1期，1925年10月14日；后收入《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一书中。
[11]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见《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本。
[12]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见《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69—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版。
[13]《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185页。收入书中时改题为《敦煌写本中之孟姜女小唱》。
[14]刘复《吴歌甲集•序》（1926年3月2日），引自顾颉刚等辑、王煦华整理《吴歌•吴歌小史》第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15]参阅马昌仪《人类学派与中国近代神话学》，《民间文艺集刊》第1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又见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学术史卷》第77页～114页，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
[16]这些神话研究文章，均收入《茅盾全集》第2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茅盾说神话》一书中，编者却独独将《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一文删去不收，令人不解。
[17]茅盾《茅盾评论文集•前言》，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第1版。
[18]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01页，中华书局1993年9月第1版。吕微在《中华民间文学史•导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里第一次指出，梅光迪是我国学界第一个使用“民间文学”一词的人。
文章来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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