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四、离土又离乡与家庭策略
人类学在面对多元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时，开始反思“文化的权利到底是谁”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农民而言，在他们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模式转变过程中，其家庭生活接受了新的挑战。
农民的劳动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生产基础，前面提到的斯坦塞在论证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时，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维持家族和进入市场是其生产所得的两个分流方向。这一点也指出了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农业与副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费孝通先生用“牛郎织女”的例子来形容这种兼业的生计方式，并指出，小农经济的这种家庭分工和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模式，不但确保了家庭经济结构的长期稳定，也同时生产和再生产着农民家庭。
近些年来，我们从对武陵山区农民的家庭生计和生活的持续观察中发现，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并非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农民被动“离土离乡”的结果，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与乡村留守的老幼，也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经济和生活单位。实际上对外出务工的选择，也是农民家庭根据上一年或者当年的农业生产情况做出的主动性选择。以重庆石柱县土家族自治区的八龙村为例。
自2000年至今，农村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一次重要的变动，呈现出从单一种植黄连到减少黄连种植面积，大量种植莼菜的一种变动趋势。观察八龙村经济结构的这一调整，不能简单的将其看作是新品种的引进和外来经济冲击的结果，其实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出现的另一个变动趋势就是，农民家庭劳动力的一次主动分配。我们看到，黄连和莼菜的种植和收获有明显的周期性限制，农民在对比打工的工资报酬和黄连售卖所得之后，其劳动力的外出务工表现出季节性变化。在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前后几个月份，家庭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类型主要是进出限制较宽松的工种，外出务工半径也主要是就近务工与“钟摆式”往返的情况，而在黄连生产和收购的淡季，外出务工类型更多地变为进厂或进工程队打工，其外出务工半径也逐渐扩大。除此之外，伴随着乡村经济结构的第一次调整，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也随着莼菜的生产和收获周期发生变动。
再如重庆的“棒棒”。这些在城市中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社会底层群体，伴随着居住模式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举家向外流动使得他们对于夫妻情感的表达和对下一代的信念表现出了新的特点。离开了农村的家庭，让夫妻有了更多的情感空间。为了让下一代有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更加拼命地挣钱。因此，“棒棒”们在面对城市艰难生活时，不是一个个无助的个体，他们背后是支撑他们努力向上的家。而整个家庭在融入城市时，不断地发挥着其多面和灵活的作用，帮助“棒棒”更好地适应城市，而这也正是出于延续家的传统的结果。“棒棒”群体，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排除工具性和实利化倾向，反而展现了中国农民善于灵活利用资源追求目标的实用理性。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人类学之滇 《思想战线》2016年第3期
【本文责编：商小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