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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建]采歌集谣与寻求新知
——民国时期“歌谣运动”对民间资源的利用和背离
  作者:徐新建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7-27 | 点击数:38451
 

  三、“采歌”作何?

  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民国前期北大“歌谣研究者们”之所以发起对民歌的采集,原 因主要有二,一是过去对民众生活的记载太少,一是口传文化需要实录。至于采集目的 ,征集者业已反复申明,那就是:收集资料,以利学术;引申开来则是再造民间,重建 历史。这样看来,民歌之被大量采集,其实只是被当作学者们的资料,供研究,供应证 ,供发挥。此过程的步骤大致是:调查——整理——研究——利用。

  具体而论:

  1)调查 调查的方式包括采集、征集和辑录,并有“直接采访”和“间接征用”之分 。以当时歌谣研究的进展而论,“调查”用语的出现要晚一步,但它的登场却意味着好 几层新意。首先是对“采集”的突破。如果说“采集”(包括征集和辑录)尚带有旧时的 “采风”遗迹的话,“调查”显得更具有现代色彩,对调查者“到民间去”、“到现场 去”的强调更为突出;在方法上也体现了科学实证方面的要求。此外是从“民歌”向“ 民俗”的扩大,即开始把歌谣的范围延伸到整个的民间社会与民众生活之中。按理说这 原是“民歌研究”之发动者们的本意,不过在起初倡导以歌谣开头和为基本对象罢了。

  1923年5月,在歌谣征集工作开展了将近四年之后,北京大学又成立了一个与歌谣研究 会并列的学术组织——风俗调查会,使隶属在其“国学门”下面的研究机构进一步扩充 。据容肇祖回忆,“风俗调查会”的来由,源于常惠提出组建“民俗学会”的动议。后 来有人主张以“风俗”为名——因为此二字甚现成,且能与西文的folklore对应——经 讨论后被采纳,遂有后来的名称。这里暂且不论风俗与民俗之间的明显差别,仅就其“ 调查”一语来看,便不难见出其对最初(歌谣)“征集”的改进。该会成立后决定“先事 文字上之调查”,一方面组织会员选择北京近郊进行试验,一方面将专门制作的调查表 大量印发,发动相关师生广泛参与实地调查(可利用暑假),要求在调查中“以具体的事 实为依据”,并规定调查的对象是包括民歌在内的“全国风俗”。“风俗调查会”发动 组织的突出成就之一,是顾颉刚等人对京郊“妙峰山”民间进香风俗实地调查后整理发 表的一份报告。

  一年以后(1924),同属于北大国学门的“方言调查会”又告成立。其“宣言书”先对 由号称国学门“老大哥”的“歌谣研究会”(注:把“歌谣研究会”称为北大国学门“ 老大歌”的提法出于常惠。参见其《一年的回忆》一文,《歌谣周年纪念增刊》,1923 年10月7日。)所开创的事业加以首肯,称:“自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颇得国中人士的 响应,而一般社会也觉得我们民间遗传的一切文艺与习俗有保存的价值”,然后宣布该 会的宗旨是对全国方言进行“详细透彻的调查”,并具体阐明了七项相关任务,其中包 括调查“殖民”(移民、迁徙)历史、考订“苗夷异种”的语言等。有意思的是,该会的 主要倡导者又是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发起人刘半农教授。[1](P213-214)对此,顾颉刚 曾在南方的广州有过一番总结,曰:

  要研究歌谣,必须有歌谣的材料,又必须有帮助研究歌谣的材料。北京大学设立了歌 谣研究会之后,所以设立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就是希望觅得这些帮助研究歌谣的 材料来完成歌谣的研究。但这些帮助研究的材料一经独立后,又需要许多他种帮助研究 的材料了。(《广州八甲集歌序》)

  后来,北京的《歌谣周刊》因故暂停。“一停就停了十年多”。直到民国二十四年才 由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重办。重新问世的《歌谣周刊》“复刊词”由曾经号称“新 文学”主将的胡适撰写。胡适的出场意味着这一时期的歌谣研究有了新的改变。

  胡适首先肯定北大《歌谣周刊》是中国歌谣征集与歌谣研究的“唯一中心”,然后强 调歌谣收集和保存的最大目的在于为中国“新文学”服务——“为其开创一块新的园地 ”。接着在参与了“风谣学会”的发起组建等相关活动之后,胡适明确提出了开展“全 国性歌谣调查”的主张,潜在地暗示以往的“征集”既不系统又不精确,倡导像(自然 科学中的)地质调查、生物调查和方音调查一样,对中国歌谣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全 方位了解,掌握它的存在类型和整体分布,力争在二三十年内制作出大规模的更精密的 “全国歌谣分布流传区域图”,以资学术研究的更好利用。

  可惜还没来得及见到各界的普遍回应,《歌谣周刊》自身就又夭亡了。

  2)整理 既然“歌谣”主要是当作资料收集上来供学者研究之用的,就难免需要像有 待处理的素材一样,还得经由收集者再作整理了。整理的办法,主持《歌谣周刊》编辑 的常惠提出主要有三种:分类、标音和注释。分类的问题十分复杂,以至在很长时间内 相互争论不休:客观说、主观说,由“情”分,按“意”分……各不相让。(注:参见 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13-45期有关分类问题的争论。以及常惠《一年的回忆》一文 ,《歌谣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0月7日。)标音和解释都针对歌词的读音而言。前者 主要包括汉字记音和罗马字记音两种,目的是帮助读者了解所录歌谣的特定读音。后者 则在于对方音与发言做出说明。

  “整理”的做法本已同最初呼吁关注时对民歌特性的认识——天然去雕饰——有所抵 牾,却与知识界的学术步骤十分吻合。北京大学整理后的歌谣“样本”(约二万余首)被 存放在国学门的歌谣研究会中,无声无息地等待着学者们的进一步分析研究。

  3)研究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的“歌谣运动”之所以能够转变为“学”,关键在于“ 新知识界”的介入参与。这种参与介入的模式,说白了,就是:研究歌谣,了解民间; 然后发展自己,壮大学术。为了对此有具体了解,不妨以刊发在《歌谣周刊》上的两组 通信作为个案来稍加分析。

  “个案一”,常惠对蔚文(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4号,1923年1月7日)。

  蔚文原信(摘要):

  维钧我哥:我对于歌谣,向无研究,简直把个“外行”的资格也够不上,无奈在近来 喜欢歌谣的欲望,竟使我大胆写出这封信来,和您讨论歌谣;不知您有工夫答我这封糊 涂信没有?

  我曾经见过一种说法,认为民间的歌谣只可用“口授的方法”保存,不然会被不老实 的文学家利用舞文弄墨的法子来给弄灭亡了。如今你们鼓励大家用文字来记歌和投稿, 却又附上“编辑”和“审查”等字,我看见后不由得替中国歌谣打了个寒战。因为你们 都是文学家,倘若小百姓嘴边吟咏出来的东西,你们看不上,也要舞文弄墨一番,那么 ,我恐怕便与你们征集歌谣的本旨违反了!不知您以为怎样?

  此外,目前的中国歌谣研究,即便是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作得还不如外国人, 真个是不能不让人挥一把汗!

  弟蔚文启

  常惠答复(大意):

  慰问学兄:你的来信我已拜读过了。你既是诚恳的与我们讨论歌谣,是求之不得的事 情,那里有不肯答复之理呢。

  我知道你曾翻译过有关“民俗文学”(Litterature Popularie)的文章。不过“民俗文 学”与“民俗学”(Folklore)并不一样。前者如《三国演义》、《水浒》和《封神》。 它们可在民间流行的。但民俗学的东西却只是从民间取材,末了并不一定要给民间看的 ,如歌谣、传说之类。我们研究“民俗学”就是采集民间的材料,完全用科学的方法整 理它;整理之后呢,不过供给学者采用罢了。

  你还提到要用“口授的方法保存”,现在的瞎子唱的小曲和说的书,又何尝不是用口 授的方法呢?但是我们有眼睛的怎能受那番痛苦呢?……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老老实实把歌 谣写在纸上供大家研究。本刊也不过是个研究讨论的机关就是了。

  常惠

  蔚文的信把《歌谣周刊》的研究者称为“文学家”,从而把他们与传唱民歌的“小百 姓”区别开来,显出“歌谣学运动”中一种清楚冷静的眼光和心态。他对从“采录”到 “审查”、“编辑”等做法的提问则体现着对关注歌谣之宗旨的根本质疑。常惠的回答 一方面较含糊的绕开了“口头传授”应否采纳的问题,只是说有眼睛的“我们”无法忍 受那种痛苦;另一方面倒又明确表示了“歌”和“俗”一旦上升为“学”后便不再为“ 民”的精英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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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家文学信息网 2006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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