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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神的功能，也得到了较多讨论。首先，财神有保护神、创造神之分。胡小伟指出，佛教的财神多是财富的保护神而不是创造神，而道教的财神都是财富的创造神。财神信仰是一种职能神崇拜，即对于可以带来财富的神祇的崇拜。财神的专门职能就是招财进宝。刘仲宇认为：“财神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将财富送到每一个信众手上，而是信众们相信，他们会在冥冥之中保佑着自己，使自己找到更多的发财机会，也希望每一项投资行为获得好的报偿。所以，严格来说，财神所司为财运。”（《正逢时运：接财神与市场经济》P42）刘仲宇还对接财神的现代功能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通过神灵信仰的折光表达了接财神参与者对礼仪的诉求；二、对于信仰者具有激励的功能，而对于社会而言也具有若干号召性；三、接财神活动，也是对想发财而没有发财、获得了财富又受到挫败者的一种安抚，对社会来说，则是一种缓冲；四、在财神身上积淀了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若干道德资源。（《正逢时运：接财神与市场经济》P238—246）另外，武财神还有镇邪消灾职能，也就是说，武财神还具有财富保护神的特征。吕微考察了过年期间的腊月二十九送穷、正月初五接财神、二月二迎富，认为正月初五财神诞生、人们接财神具有创世论特征。“如果说‘穷’代表了神圣世界男性阳刚力量的衰竭，那么‘富’就意味着在经历了阴柔状态的洗礼之后，男性神灵阳刚创造力量的恢复与更新。”（《隐喻世界的来访者：中国民间财神信仰》P252）过年期间财神“死亡—再生”的基本模式，重建了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关系。吕微认为，“这种交往关系是财富的创造乃至具有宇宙论色彩的神圣创造行为的模拟”。
财神信仰仪式也是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王跃的《四川省江北县舒家乡上新村陶宅的汉族“祭财神”仪式》是最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术著作，该书以端公的活动为考察重点，描述了当地还愿性祭祀活动“敬财神”的全部过程，其中内坛法事与外坛唱戏穿插交替进行，杀猪、化钱、敬香烛请神、供牲、熟刀头奉神，以及送神安位众神，是整个祭祀的主轴线。作者对仪式过程中端公与事主间的关系、娱人与娱神的法事活动、祭祀中的特殊餐会皆有详细的叙述。与王跃的“微观—实证”研究不同，吕微则是从宏观上来把握新年期间我国的财神信仰仪式，把腊月二十九到二月二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作为送穷、财神诞生、迎接财神、迎富的完成周期，把从财神崇拜的多个环节串联起来加以考察，富于哲学思考，也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新年期间的财神信仰表现得最为集中，北京的正月初二的祭财神，上海的正月初五接财神，都是有代表性的信仰民俗活动。新年期间各地都有叫花子扮成乌龟之类的人物进行的“跳财神”活动，对此已有很多人做了调查研究。朱建明《上海都市的拜财神习俗》对上海市民到城隍庙等地烧香接财神的过程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其中就较详细地谈论到“跳财神”。有人对吴越地区的新年期间的江湖艺人“跳财神”进行了考察。有人对过去上海新年戏院演出“跳财神”做了回顾。有人对以前上海郊区正月初五叫花子“跳乌龟”、“黄牛叫”等活动做了介绍。蓝凡教授对这种叫花子“跳财神”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认为上海地区的“跳财神”是由二三十年代从山东、安徽等地的闲散艺人传入的。实际上，这种“跳财神”活动不仅吴越地区存在，全国很多地方，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只不过有的地区叫“送财神”、“打财神”等，称呼不同而已。譬如，贵州土家族的傩戏就有“打财神”，又称“跳财神”，其中又分为“说财神”与“唱财神”两种形式。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跳财神”、“送财神”习俗在很多地方都已经陆续恢复，较早得到注意的应属江苏无锡一带的“送财神”。
近些年出版林林总总的地方民俗研究、岁时研究、庙会研究、行业民俗研究等著作，也或多或少对祭（接）财神的仪式进行关注和考察。但是，也应看到，这些著作或文章以描述性、概述性为主，大多数都属于浅层次研究，进行深入理论分析比较欠缺，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关于当代财神信仰复兴，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却也有人对此感到担心，并发牢骚说：“今人更有‘一切向钱看’者，难道诸佛神菩萨皆当让位于赵公元帅乎！？”刘仲宇认为，近年财神的复兴是“随着市场经济兴盛而升温”的，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接财神习俗活动的回归具有深层联系，认为财神信仰重新走上文化舞台是新的社会形势下人们对宗教需要的必然，而市场经济中的种种矛盾是推动财神信仰的直接动力。刘仲宇分析市场经济与接财神之间的关系时说，首先，市场经济使得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成为不止息的活动，作为财富代表、象征的财神，也就会受到众多人们的追奉；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安全感极端重视，而财神正是一部分人建立安全感的预设性措施；最后，市场经济反映在宗教生活中，需要宗教发挥消释在经济活动中造成的种种不良心理的净池的作用，而接财神正是这种净池的特定形式。正是市场经济的推动，才使财神的地位迅速升迁，神格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正逢时运：接财神与市场经济》P201—216）针对上海市民接财神习俗活动的复兴，笔者在《上海正月初五接财神习俗的衰落与复兴》一文当中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文革”以后国家极“左”政策全面调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长期抑制接财神习俗活动的外在政治文化压力解除，是接财神恢复并重新兴盛的直接原因；第二，近三十年来，上海的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急剧转变，人们面临多种获取财富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崇拜财神、接财神表达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是接财神习俗复兴的内在推动力；第三，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市较好地落实了国家宗教政策，一大批著名宗教场所得到恢复，市民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为接财神习俗复兴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当代财神信仰复兴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对财神信仰及其相关原因的研究已经成为有了一个开端，当然，这也意味着还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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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景春的个人空间 2008-10-30 15: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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