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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产转移说
古德认为聘礼和嫁妆都涉及到结婚时财产的转移，不论什么象征方面标志着这些转移，它们也有它们的经济功能，不是主要作为一次购买中的媒介物，而是作为财产再分配的方法。婚姻贸易中的这些区别必须和社会组织的其他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联系起来。这种看法集中地表达了许多学者把聘礼和嫁妆看作是财产转移的观点[25]。阎云翔也曾通过东北下岬村的田野表明，新郎也希望父母能多给新娘聘礼，因为这些礼物最终将回到新夫妇二人的小家庭里[20]。
财产转移的确是有助于一个新家庭的生产和再生产，但这种观点显然没有完全揭示出二者的本质。从一般的方法论言之，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P56）。不能否认人们在婚姻上的选择确实有经济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我们也不应把经济因素绝对化，而应当看到这种经济选择必然包含着的文化和社会内涵。通婚无疑是区域联系的基本方式之一，并且由于其区域范围相对固定，且习俗也规定了姻亲之间一系列必要的往来，保证了姻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人们的许多需要，因此可以说那些基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经济交换也并非毫无价值。一种外在的经济交换实际上隐含了内在的社会意义，后者正是村落与村落之间难以割舍的纽带。
从上述有关嫁妆和聘礼的研究来看，相比之下人们更关注嫁妆，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社会都是女性而非男性在流动。学者的观点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其实如果是把任何一个理论拿来和某一个个案相互对照，可能会发现一个理论是很难解释地方性知识的。例如在藏族牧区社会中，男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大小与嫁妆和聘礼的多寡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嫁妆和聘礼的多寡，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与此相反，家庭经济条件、男女婚后居住模式以及各个地区大同小异的财产继承方式和文化传统对嫁妆、聘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牧区的嫁妆和聘礼的内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4]。在藏族牧区社会是这样，其他社会有关嫁妆与聘礼习俗的实践也有比较丰富的表现。再者说来，如果考虑到历时性，不管是嫁妆还是聘礼，它们在联姻家庭之间的的转移可能不是一种理论就能解释得了的。
尽管学者对嫁妆与聘礼的看法差异很大，但他们还是站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之上。正如莱昂内尔•卡普兰（Lionel Caplan）指出的，学者们对于婚姻贸易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它们在新娘出生家庭和新郎家庭之间的婚姻联系的建立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6](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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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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