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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野与文本
《江格尔》文本采集的黄金时期已然过去。据笔者此次进行的抽样调查和对《江格尔》调查小组成员的走访，发现绝大多数列名于“新疆江格尔奇名录”中的江格尔奇都已相继去世了。《江格尔》传承人数量锐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些老年艺人在世的时候，也极少有机会演唱《江格尔》。在这样一个相对特殊的学术背景下着手史诗传统的研究，无疑存在着一种田野观察上的局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新疆发现的大量的异文和变体，也表明，对它的丰富和填补工作，直到相当晚近还没有停止，这就为研究口头史诗的创作和流传，为变异和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机缘。加之，比较好的文本记录工作，进行了也有一百年了，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文本之间在时间上的大跨度。此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卡尔梅克人进入南俄草原的腹地，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下，将民间口传文学样式保存到有意识的田野工作开始出现，这就为我们进行不同地域的文本之间的比较，又提供了空间上的大跨度。故而，以田野作业为基础，以文本分析为切入点，从史诗演唱的当前情形反观历史，是有以流反溯其源的意思。这种眼光也就同时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运用民俗学的眼光看待史诗演唱文本的搜集，就会产生不同于以往的搜集工作的想法。出于对“完整版本”的拟构，我们在以往的搜集工作中不难见到，有一种朝着“尽可能完整”的方向努力的印记。也就是说，从事搜集工作的人推定，对江格尔奇演唱的搜集，是可以采取非（一次性、一致性？？？）的方法的。那些已经被记录过的江格尔奇，就没有多少必要再进行记录。于是，在撒网式的展开调查并做了一遍录音之后，就认为搜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其实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不仅对于一个杰出的歌手来讲，他的曲目单是随时处于变动之中，即使是那些他极为喜爱、也格外擅长的诗章，其每次演唱的内容也彼此间充满着差异。我们在冉皮勒在不同时期演唱的两个版本的《铁臂萨布尔》之间，就观察到这种“变异”现象。当然其间有基本的一致性，但是也大量存在着差别，情节的增减、描述词语的繁简，都一再宣告着差异的不可避免。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断定，在歌手的若干次演唱文本中，哪一个是“标准”的版本呢？是依照其间最为充盈的细节因素呢？还是依照它在基本的故事线索上最接近我们所知的具有“权威性”（例如卡尔梅克江格尔奇鄂利扬?奥夫拉的演唱文本）的其他相同诗章的故事呢？还是另立一些同样可资操作的标准呢？以上述认识为基础，我们在进行史诗的记录时，就没有试图追求所谓的“完整版本”。对我们而言，所有真实的演唱，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涵义。例如一个蹩脚的三流歌手的演唱，就演唱艺术水准而言，它当然无法与那些杰出歌手的演唱相比；不过，它也有其不容忽略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中窥测到在民众生活中，业余的演唱活动是怎样的水平和怎样的状况，它与那些“高水准”的表演怎样构成了互相映衬的关系。
田野与文本的互动研究，有待进一步走向深入。不过我们想在这里指出，在史诗传承中，被作为稳定因素而在歌手那里得到很好保存的因素之一，是“固定的程式片语”。我们多次注意到，在他们结结巴巴的、显然已经十分生疏了的叙述中，总是点缀着极为流畅的表述单元。另外，在宗嘎日布的表演中，散文叙述中也依然保有相当数量的高度定型了的表述单元，例如：形容刀刃“雪一样白，纸一样薄”这样的“程式化”表达，是脱口而出的，类似的情形还不少。这就使得散文和韵文、故事情节的粗疏交代和传统性的程式的表述手段，彼此混合在一起。这些单元，我们称之为“固定的程式片语”。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些表述单元，决不仅仅是构成史诗的“语言材料”，而是史诗诗学的核心要素之一。它牵涉到史诗创作中复杂的文化心理活动规律。在另外的场合，我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论析。这里姑且不谈。
我们在田野作业中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印证了我们对史诗演唱基本特性的理解：根据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田野调查，大型的史诗类作品的演唱，从来就不可能是靠出色的“记忆力”就能够胜任的。纵然我们见到有关于背诵文本的报告，但那不是典型的例子。就像在史诗的演唱者队伍里，也有少数是靠念书面文本来表演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们已经不算是民间艺人了。他们是最一般意义上的朗诵者。有一些田野工作者，根据现场观察，认为也有这样的现象，即在出色的民间艺人的表演中，出现过根据观众的要求增加某些演唱成分的事例。但是这只是沿着表演者与听众的互动方向，前进了一步。其实不仅是增加某些成分，艺人的每一次表演，都应该被理解为一次创新。对照不同场次的演唱文本，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们还是十分乐意在现场的田野作业中得到准确的验证。果然，在为期两天的对宗嘎日布的田野调查中，我们一共请求他为我们把“完全相同”的史诗演唱了三遍，果然，三次的详略程度有很大的差别：不仅在修饰成分和故事细节上有不同，故事情节上都有差异。长度的差异则接近一倍！。所以，尽管艺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宣称，他们是依照祖训忠实地演唱，不能删改和增减，而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一现象，对于理解史诗的创作规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与此相应地，我们将要讨论对于歌手而言，什么是他构筑诗歌作品的“部件”，或者通俗地说，是哪些“建筑材料”。很显然，在演唱之前，歌手事先是知道他的故事将要怎样进行的，知道故事中人物之间的关系，知道故事进展中的主要事件，还知道故事将要怎样结束。那么，他是怎样在现场表演的压力下，流畅地叙述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从精细的文本分析入手进行。具体程序是：结合着演唱现场的语境因素，对某特定文本进行评注式的记录。在此基础上，进行句法的分析：句式结构的构成、特性修饰语的运用、一些短小的固定搭配――例如说到军旗、武器、场景、拼杀、逃跑等的模式化叙事。对它们做量化分析和模型分析，找出其出现的频密度和规律，从而总结出史诗演唱的基本句式和格律特点，进而上升到口传史诗的诗学层面，进行理论的总结。
这样的工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它所涉及的，是口头史诗是怎样创作出来的问题，是史诗创作论的问题，因而无疑是史诗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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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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