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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妙峰山庙会的影像档案
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报刊画师、民间香会组织，都已借助文献、碑刻、绘画等传统的民俗书写方式，针对妙峰山庙会进行过民俗记录。除此之外，随着摄影技术自近代以来传入中国并为不同身份背景的拍摄者所用，这为妙峰山庙会留下一批带有旅行纪念与实地考察意义的现代影像资料。得益于影像制作者的真实在场，这些早期的庙会影像记录为我们还原历史中的妙峰山庙会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视觉化的图像类民俗资料。
1925年，民俗学家顾颉刚等人曾前往妙峰山，进行朝圣进香调查。顾颉刚在考察过程中细腻地发现了金顶娘娘庙的客堂里有一张拍摄于光绪丁未年（1907）的香会成员富斌的肖像照。从现有材料来看，这应该是最早记录下来的一张妙峰山庙会影像。可惜的是，顾颉刚一行并未翻拍这张珍贵的照片，其拍摄者信息也湮没于历史尘埃中。另据顾颉刚日记的说法，同行的孙伏园虽然拍下一批关于“妙峰物品及带福合影”的庙会照片，但却未见刊印，致使如今难以追寻这批照片的详细信息。由此可知，作为学者的顾颉刚、孙伏园等人，开始意识到摄影这一新兴技术在保存资料方面的便捷性和可复制性，试图以摄影技术来记录庙会信息。但是，顾颉刚并没有用照相机来记录完整的庙会仪式过程的打算，而主要是出于一种文人的赏玩心态，希望拍摄一批会启照片并编印成册，以“备大家的鉴赏”。
另一套关于妙峰山的早期照片则收录于蒋维乔出版的风景名胜影集《西山二集》中。他于1919年4月拍摄了这批照片，以珂罗版洗印后结集发行。该影集既包括了从京城内至妙峰山朝圣时沿途经过的黑龙潭、大觉寺、清水院、金仙寺、朝阳院、瓜打石等名胜景观，更包括妙峰山上的松林、峰顶、灵感宫、法雨寺以及东岳庙。这本影集还有一篇蒋维乔撰写的短序，内容更多地着墨于妙峰山一带的自然景观。此外，随序还有一篇“旅行须知”，简要介绍游览妙峰山的路线以及交通、食宿的具体安排和花费。尽管蒋维乔非常熟悉妙峰山庙会，但他并未选择在庙会期间前往游览。翻阅整本影集，照片中几乎没有出现人像，更没有记录妙峰山庙会的场景。而且，从蒋维乔的拍摄手法可知，这本介绍“中国名胜”的影集更倾向于视觉表现妙峰山作为“风景”的审美内涵，而远非它作为朝圣地的民俗内涵。与之类似的，还有当时居住在樱桃沟的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Johnston）拍摄的一张妙峰山风景照，刊载在1928年的《艺林旬刊》上。这张照片以较高的妙峰山金顶为主要的拍摄对象，隐约可见山顶的惠济祠。照片中的香道沿途草木稀疏，没有人烟。据此推断，这张照片大概并非在庙会期间所拍摄。刊载时，照片下面添加了一段说明文字：“妙峰山，在宛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昔不著名。山椒有元君祠，香火最盛。其地高出海面四千二百尺。登临远眺，环畿诸山，皆在其下方也。”这段说明文字虽然篇幅简短，却清楚交代了妙峰山的地理位置和宗教内涵。相较于蒋维乔的摄影作品，庄士敦的照片反而更像是一张略显单薄的山水画，缺乏表现庙会的民俗元素。
马芷庠于1935年编写《北平旅行指南》时，也曾大量使用铜版印刷的方式刊印了近200多张照片。在提及妙峰山的卷一《古迹名胜之部·庚北平西郊》中，编辑者在文字内容前插入了25幅照片，其中包括两张妙峰山的照片。根据文字说明，其中的《妙峰山上》这幅照片是由李尧生在1929年所摄。仔细辨认这张模糊的照片可知，它是在妙峰山香道上拍摄而成的，照片中有一远一近的两位正在沿着石板香道前行、前往金顶进香的香客身影。另一张照片则是灵感宫内供奉的一尊王三奶奶像，由邓祖禹拍摄。这尊王三奶奶像与顾颉刚1925年所见的“青布的衫裤，喜鹊巢的发髻，完全一个老妈子的形状”是相符的，而非周振鹤于1929年所见的“手上戴着凤冠，身上披着黄色华丝葛大衫。她左手边是拿着一支长杆烟筒的侍者，右边是手牵一匹黑毛驴的驴夫”那般形象。不同于蒋维乔、庄士敦拍摄的照片，《北平旅行指南》这两张照片中出现了香客这一人物形象，且近距离拍摄了王三奶奶的神像，这让妙峰山不再只以超然物外的自然风景形象示于读者，更是直观地揭示了它作为“进香朝圣”的宗教圣地的文化内涵。
由于印刷技术有限，《北平旅行指南》中刊印的照片质量不佳，但是使用照片来补充说明文字内容的做法，却使整本指南书图文并茂，给使用者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风景名胜的大致情境。很快地，这种插入照片的编辑方式得到其他指南书出版者们的青睐，纷纷效仿。
除上述诸多照片以外，就目前笔者目力所及，还有西方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Gamble）于1924至1927年间拍摄的119张照片以及1部无声的纪录片《朝圣妙峰山》（Pilgrimage to Miao Feng Shan），以及德国女摄影师海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于1934年前往妙峰山拍摄的139张庙会照片。相较于中国拍摄者多受器材简陋的掣肘，西方摄影师们的拍摄技术更加专业，因职业和国籍的便利，也更容易获得上好的照相机和胶片。甘博和海达·莫理循所拍摄的妙峰山照片无论是拍摄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了上述中国人所拍摄的妙峰山摄影照片。这些照片按摄影内容的主题进行分类，可大致分为“自然风景”“村落生活”“神圣建筑”“神像”“节日用品”“香会组织”“香客”“僧侣”“商贩”“乞丐”“调查者”等类。许多照片特别注重呈现庙会主体的具体行为，画面中往往可以看到香客、香会组织等人物在香会活动中的忙碌身影。诚如笔者在《妙峰山庙会的视觉表达》中所提到的，“相较于文人笔记、风俗画等传统民俗文献侧重于勾勒妙峰山作为‘风景’的文化内涵，这批老照片作为连续性的、叠写式的‘视觉集合’更加突出香会、香客以及商贩等民俗主体的仪式实践和文化互动，纪实而系统地运用视觉表达手法再现了中国庙会的宗教性、娱乐性与商业性”。
及至1929年5月，身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员的顾颉刚、魏建功等人再度展开“妙峰山进香调查”，他们有意识地采用了摄影这一现代视觉技术，一共拍摄了41张庙会照片，以插图的形式刊载于《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上。通过检阅资料可知，该期专号一共列印了41张照片，其中第2至6页共35张照片标明由魏建功所摄，其余6张照片根据周振鹤文末的致谢可知出自罗香林之手。不同于其他拍摄者仅针对碧霞元君庙选择性地拍摄了5张照片，魏建功从调查团于清华园出发就开始拍摄，以社会调查者的身份全程运用照相机记录他们在庙会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团员在调查过程中的工作、休息场景，获得了35张社会调查摄影形式的庙会照片。这些照片与调查文章最终形成一种图文参照对读的互文性文本，成为一份颇为珍贵的关于妙峰山庙会的“视觉集合”。
四、结语
综上所述，妙峰山庙会的记录手段经历了一个从以文字为中心向图文共现的形式转化的嬗变过程。尽管各类民俗资料依赖的书写媒介和书写的侧重点各异，但最终都汇聚成为多元呈现妙峰山庙会这一“礼俗互动”的文化场域的民俗档案。
以书写媒介的物质特征为标准，记录妙峰山庙会的民俗资料可分为如下三类：1.以文人笔记、碑刻、地方志、旅行指南等为代表的文字书写资料。它们的创作者多为文人墨客、地方官员或者香会信众，所记的内容或简明记叙庙会的发展历史，或记录创作者参与庙会活动的岁时记忆和个人经验，或呈现人神互惠的民间信仰观念。2.以风俗画、石印插画为代表的图绘记录。它们的绘制者多为本地画师，熟悉北京的风俗民情，画法多借鉴传统的山水画技巧，偶尔增补一些带有补充说明性质的题词。就图幅内容而言，它们或以妙峰山作为图像主体，在不同图画空间中呈现相应的庙会人物行为及其活动场景，或者选取带有“礼仪标识”功能的人物、物品为绘制对象，呈现妙峰山庙会的某些特定民俗事象。3.以老照片、纪录片为代表的影像档案。它们的创作者为各国的旅行者、摄影师以及学者们。早期的妙峰山庙会影像多为单幅，且以自然景观等静物为主，得益于摄影技术的革新，后期的庙会影像多采取纪实性的社会调查摄影方法，系统而全面地呈现了妙峰山庙会的方方面面。相较于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图像和影像类民俗资料能更为直观、形象地呈现妙峰山庙会，甚至是不懂中文的西方人，也能通过视觉体验的方式直接领略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神韵。不过，研究者也应正视图像资料的局限性。这些图像资料固然在意象呈现上具有自我指涉的独立性，然而使用者如需把握它们背后的文化脉络，仍需借助说明文字来补充、佐证，以免过度阐释。
实际上，中国学界不断在挖掘、搜集和整理海内外的各类民俗文献，出版了诸多汇编类成果，业已为我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获取资料的便利。本文虽以妙峰山庙会书写为研究个案，但意在反思过往研究多依赖文字材料来挖掘、阐述民俗文化内涵的路径，希望打破文字与图像的媒介壁垒，并借鉴“图像入史”的研究思路，对零散于各处的图像资料加以利用。当然，在“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的学术视野下，如何运用图文互参的文化模式来“发掘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以小见大地阐述中国社会的人文传统”，从而更好地提炼出一套源自中国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学术话语体系，仍待更多的有志者加入讨论。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3期。配图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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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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