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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成艳 高丙中]非遗社区保护的县域实践:关键概念的理论探讨
  作者:韩成艳 高丙中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10-07 | 点击数:1111
 

三、县域作为公共体制支持的文化共同体

  如果研究民间文化,我们以村落、老街坊为对象是合理的,能够扩及乡镇(尤其是一些古镇),就算是视野开阔的了。但是,关于非遗保护的研究,城乡小社区的调查只是整个调查的部分,因为作为公共行动的非遗保护的基本单位是县市。不论是非遗普查,还是项目申报,传承基地和保护中心的建设,即使我们置身于一个具体的村社来谈问题,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或直接或间接地在县市的辐射下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民间文化“自然、自在”地在当地发生,但是其中的项目要作为非遗项目必然有县域的行政、专业和公益的部门或组织参与其事。

  中国的县域是地方居民与国家制度结合的地理空间,在这个层级,正式的国家制度比较完备,县域、县治与人口的对接大都具有比较长的历史连续性,尤其是修县志的传统本身就是保存地方记忆的载体,把山水田园、风俗习惯、人物文脉统合一体。每本县志都在讲人杰地灵的故事,至于“灵”在何方、“杰”在何处,则又是各不相同的故事。所以在传统上,县域既是比较基层的行政区划,又是文化共同体。

  中国长期是王朝国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地方上,多数采用郡县制,地方上的社会生活不是受一家一姓的私人统制,流官制使地方公共生活更具有开放、包容的活力,具备一定形成公议、公益的机会和机制。原来的采邑却不是这样。在采邑制下的卿大夫不仅对其封土是世袭的,而且在其封土内几乎与国君一样有相对的经济、政治和征兵的权力,并有家宰和邑宰掌管其封土,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国家。

  郡县的出现是在“地方上”长出来的,并不是哪个明君想出来的。历史上所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的说法,是就国家制度的统筹而言,并非发生学的。有学者从史料梳理中概括,春秋时,在世族世官制度还在普遍推行的情况下,晋、楚等国已开始了县的设置,晋、吴已开始郡的设置。县与郡并无领属关系,通常兴起于边境地区,在采邑制运作不灵的时候,各自因筹军、人口管理等需要而建立,虽然这时郡县中的县大夫和县公仍大都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但到战国时代,新的县不断冒出来,动辄提及几十个县,其县令由国君自行任免。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或是战国时七国所设,或是秦在新开拓的地区以及在兼并六国过程中所建立,并非秦统一六国后才为秦所新置。

  在郡县制下,县是具有比较完整功能的第一级地方单位,行政、司法、财税、兵役、学校、科举、救灾等,历代相沿,俨然使一个地方具有历史生命。方志记录了县域的人、物、事件,把县域内的万事万物结合在一起,呈现了滕尼斯所谓的“真实的与有机的生命”。

  县志是记述一县范围的方志。在全国古籍所存一万多种方志中,县志有六七千种。在所有志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县是中央集权制下的基层行政区划,县志通常由县行政长官主修,私人编纂的也有,即有的县志是由当地出生的中央官吏或知名人士所纂修,例如明朝康海的《武功县志》、韩邦靖的《朝邑县志》等。县志一般记载较详,在纵的方面,既记古,又载今;在横的方面,既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情、风俗,又述天象、气候、山川、形胜。县志既是一县资政之书,又可备修史和上级志书编采取材。当然,对于地方社会的公共生活来说,最基本的是县志承载着中国各个县域的文化传承,在某种意义上使县域作为行政地区的同时也能够被认知为文化共同体。县志一是要向朝廷报告地方情况,提供国史、一统志的资料;二是作为流官的县令了解地方的途径;三是县志对于地方及其居民来说具有共同体认同的功能。

  县域的“地方”不仅是地理空间,而且是人与物至爱至性的结合,一山一水都深具居民的烙印,既是生存资源的来源,也是审美的对象和载体。地方上有各种各样的习惯维持居民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家乡”关系,在风水观念中土葬自己的亲人,在端午节举办龙舟竞渡,清明节家族祭祖、重阳节相约登高也都包含春游、秋游的活动,无不都是近山亲水之举。从《诗经》《楚辞》就兴盛起来的把自然转化为诗情画意的传统到宋代发展成为“八景”体山水画,并在清代成为每个县都在尝试的“文化工程”。据周琼介绍,五代末北宋初的画家李成绘了一幅“八景图”,“八景”之名正式出现。北宋宋迪在“八景图”的基础上,绘制了八幅名为“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的“潇湘八景图”。大量方志记录了当地八景及其诗文歌赋,有的在卷首附绘了八景图画,一些地区还将八景刻绘于石碑。周琼以云南为例说,乾隆中后期,云南各府州县乃至乡镇都有了“八景”,例如宣威“榕城八景”是“高顶樵歌、温泉渔歌、榕峰耸翠、宛水环清、桂洞凝香、桃溪泛锦、仙屋栖云、翠屏积雪”。八景现象只是地方民众与自然山水建立亲密情感和审美关系的广泛现象之一,此类事实其实仅是县域人文与自然合体的发展过程的一个突出例子而已。

  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在县域的实施虽然说是一项新的事业,显然来自文化的世界交流,但是从根本上说,它在县域的实践其实也是县域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传统复兴。

  当代的县制在区划上基本沿袭传统,大多数县都保持着自己的地域、历史和文化连续性。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以来,多数县都是几次修志。县域的公共部门十分齐全,道路、水电、通信、媒体、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公共基础设施大都能全县覆盖,在全国大多数地方都做到了通到村、通到户,基本上是人人可企及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在县域已经具有一定的普及性和保障。县域具备支撑文化事业的各项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培育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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