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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璟 李宗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类课程设置探析
  作者:王璟 李宗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9-01 | 点击数:1316
 

三、民间文学类课程的效果评价

  民间文学类课程作为一门新课开设,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和艰辛,但在总体上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具体来说,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间文学教育与时俱进,积极承担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我国民间文学理论体系所赋予民间文学的重要思想内涵之一便是高扬时代精神。民众对生活与思想的时代认同感是勾连发掘、搜集、整理、整合民间文学创作主体与欣赏、接受客体之间的纽带,如民间文学的代表体裁歌谣,在民间流传与课堂教学中虽记录了“远古社会历史的事实”,但它同时也强有力地“表现着各代(包括现代)的民众的心情和活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激变之中,在宏大历史背景下,任何人文类活动都受到时代主题的同化、影响。同样,包括民间文学类课程在内的人文课程的开设也不例外。该时期各大学开设的民间文学类课程必然服务、服从于这个社会大局,也正是除旧布新的新文学运动思潮使然。呼唤真性情、代表人民性的歌谣、神话、故事、传说、谚语等都被挖掘出来,同新诗、白话文、白话小说、现代戏剧一起向旧文学发起冲锋,担负起了民族启蒙的时代使命。诸多学者之所以研究、讲授并关注民间文学,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如新文学运动的主将胡适,他“研究民间文学并形成了白话文学观,其目的就是为五四提倡新文学并建设国语文学提供历史背景和历史根据;从而说明在进化的历史链条上五四文学革命生成或建构的白话语体文学是历史的必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源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大众文学思潮,驱动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便是接受者文化心理和审美取向的改变。由工农兵和学生群体构成的大众文学接受主体“急待通过文学提高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与此需求相对应的民间文学类课程授课内容自然也脱离了前期对歌谣、神话、民间故事、传说的文化内涵讲解而刻意凸显其政治性、时代性特色。民间文学作为反映民众生活方式、展现民间风俗人情的一面镜子,必定会与“时代发展同步,及时体现、表现社会生活的现实状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并确定了当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基调,直接影响了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生产趋向。此时的民间文学创作主题也转向“十送郎当红军”“八月桂花遍地开”等红色歌谣以及抗日歌谣、各地民歌。相对应的民间文学类课程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合大学和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代表的陕甘宁地区。西南联合大学的民间文学课程在魏建功、容肇祖等一批民俗学家的带领下,在当地展开民歌、民谣的搜集工作,但工作及教学重心则偏向了民俗学科的田野调查。鲁迅艺术学院的民间文学活动,通过搜集、调研当地民间音乐、民间歌谣、民间曲艺,深入百姓生活,在学习中不断充实民间文艺内容。在此期间何其芳、张松如共同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课程的主要教学重点则集中在对陕北民歌的搜集与整理中。由此可知,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期文学创作转向大众文学时,相对应的民间文学课程也发生了重心位移。这同样是民间文学教育承担时代使命、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民间文学学科的交叉性使得民间文学类课程显示出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势。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歌谣的研究方向及存在价值,在学术界始终是“潜在于方向不同的研究角度中”。从方向性这个角度来审视各所大学设立的民间文学类课程,无论是依托、响应歌谣运动,还是切合各地新文学发展特色和民俗实际,其教学开展与相关研究工作也呈现出多个维度。民间文学类课程就其本体而言具有交叉性特色,跨越文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自开设之初便面临着身份归属的尴尬境地,使学界在民俗学与文学归属的界定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一方面,民间文学类课程自开创之日起便同民俗学联系紧密,其民俗学的印记非常明显。以北京大学为例,该校最先开设名为《民间文艺》的课程,虽以“文艺”命名,其课程说明也包含“文学欣赏与文艺创作”的内容,但该课程的开设既是北京大学《民俗史及宗教史》《风俗学》等民俗类课程体系的有效补充,同时更成为北京大学歌谣运动在教学层面的有效扩充。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风俗调查会,对北京地区展开风俗调查,征集大量风俗物品,开田野调查之先河,突破了歌谣运动单纯的歌谣征集、整理民间文学的范畴。而周作人曾在《歌谣》周刊撰文将当时中国民俗研究者分为三类,并把民俗学研究者放在首位,他认为“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资料”。随后,《歌谣》周刊编辑常惠进一步认为“歌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就是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歌谣》周刊再次表明了民俗学的倾向:“歌谣本是民俗学中之一部分,我们要研究它是处处离不开民俗学的。”即便是《歌谣》周刊停刊四年后的1929年,顾颉刚仍感叹道:“歌谣的研究只使我们感觉到它在民俗学中的地位比较在文学中的地位为重要,逼得我们自愧民俗学方面的知识的缺乏而激起努力寻求的志愿。”由此可见,带有文学“出生证明”的歌谣运动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向民俗学偏移。受其直接影响,由《歌谣》周刊编辑魏建功担任北京大学《民间文艺》授课教师,首先看重与民俗学密切相关的“历史语言方面的讨论”,而将文学层面的“文学欣赏与文艺创作”置于次要位置。同时期的中山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开设的同类课程亦存在课程开设背景、授课内容、任课教师等环节偏向民俗学领域的现象。

  另一方面,一些大学民间文学类课程的开设多依托散文(童话、寓言、笑话、英雄故事、地方传说等)或韵文(歌谣、唱本、谜语、谚语、歇后语等)的文学体裁形式,“名正言顺”地成为文学类的新成员。如前所述,民间文学类课程受学分与周课时的限制,使得此类课程教师在课堂的授课内容多局限于对我国民间文学文本材料、民间文艺形式的发展史梳理及讲解。除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之外,另外多所大学所开设的民间文学类课程缺乏类似《歌谣》周刊、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等民俗性校园团体,故任课教师无法在课堂上针对本地区、本民族的风俗展开有效的田野调查及讲解。同时,各大学民间文学类课程内容说明,也多注重对文学、文艺作品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及赏析,而非民俗类课程的调研、考证等教学方法。如齐鲁大学《农民文学》的课程内容“包括民间歌谣故事及农村文艺,提起对农村之注意及兴趣”,以介绍、启发为主;文学院历史政治学系的《考证》课程内容说明将“每星期用两小时详细考据中国历史之原文件”放在课程要求的首位;《乡村研究》在其课程说明中将前期调研结果“写成详细之报告”,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院社会经济学系的《社会调查讨论会》课程也在其课程内容说明中强调,将“各课关于社会调查之一切题目”在课堂上予以讨论。此类考证、调查类课程,均在课程内容说明中凸显了其社会调研、文本考据、撰写报告等专业特色。同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河北定县的教育工作为标杆,认为平民文学的研究应包括“采访、研究、删改、出版诸项”,其中针对民间文艺研究的侧重点应放在采集民间原始文本上,并通过“现在计已采到歌谣200余则,歇后语300则,谜语300余则,谚语600余则,故事笑话等100余则,共约70,000字”的具体性文字予以记录,另外在针对平民科学教育研究工作的要求中,明确规定“凡平校(注:即平民学校)教师及小学教师,有未经实验室的训练者,都需短期的训练”,对平民文学教育的实施者也进行了针对乡间采风、社会调研、文本考据的专业培训。对比来看,以齐鲁大学《农民文学》为代表的大多数民间文学类课程,其课程内容说明均没有体现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实际上,民间文学类课程真正从偏重民俗学方向的歌谣运动走入大学课堂,并未如歌谣运动发起者预想的那样,借助教师对文学、文艺类文本的课堂讲授提高民俗学课程的校园影响。相反,此类课程在设置之初以课程说明的形式框定了课程性质,即倾向于文学性教学之特性,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教师预设了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毕竟,课程的设置一般受制于课程研发机构(学校)、课程教授者(教师)及教学环境,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难以确定学科归属的情况下,势必会随着不同学校的特定安排而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显出个性化的特点。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优势往往意味着局限,局限往往蕴含着优势。我们对民间文学类课程的设置,也应该作如是观。正是缘于民间文学类课程没有一味地固守自我的疆域,而是着力于拓展民间文学类课程的边界,使得一大批现代作家开始进入民间文学类课程的教学中。这不仅由此改变了那种理论上的民间文学类课程的面貌,而且还改变了现代作家自我的创作路径,使得其文学创作更注重从民间文学中汲取灵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西化”带来的某些局限性,使得其文学创作更好地走进民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找寻到一条通衢。

  第三,民间文学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的开放性特点对专业人才的自然选择。

  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新文学发展和民间文学勃兴而创办的新式课程,民间文学类课程起步快,多点开花,这为专业师资培养乃至选拔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民间文学类课程在成立初期面对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艰难构建历程,存在着种种局限性,师资队伍出现大规模的“客串”现象,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如北京大学歌谣运动,“不仅把民间文学研究置于很高的文化地位和学术地位,聚集了一大批著名学人关注其事,并带来和运用了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知识、方法”。具体而言之,顾颉刚是历史学家,容肇祖是哲学家,董作宾是考古学家,周作人、朱自清是文学家。一方面,民间文学使命阐释中所存在的多重价值吸引这些学者投身其中,各取所需;另一方面,这些学者的个性化特点能够在新兴的学科课程中得以自由发挥,借以实现除旧布新、启蒙民智的时代使命担当。虽然上述这些学界先驱没有将民间文学作为终身的职业方向,但正是这种开放性特点,使得民间文学师资队伍的遴选有了一个“大浪淘沙”的自然选择过程,像我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钟敬文便是如此。

  1930年下半年,钟敬文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教,结合自己多年关于歌谣、民间文学、民俗知识的积累,在教育专修科开设《民间文学纲要》课程,并编写授课讲义。随着钟敬文1934年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研究院继续民间文学的研究深造,该校民间文学类课程宣告结束。1941年,钟敬文受聘中山大学任教,在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开设《民间文学》课程,仍沿用之前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授课讲义,同时加入自己关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最新研究成果。1947年,钟敬文离开该校赴香港达德学院执教,这门课程未能在中山大学延续下去。这种“因人废课”的局面对民间文学类课程的连续一贯制带来某些无可挽回的损失,但这也恰好说明,那些能够执掌民间文学类课程教鞭的学者大都经历着一个“大浪淘沙”的筛选过程。所有那些坚守下来的学者就如大浪淘沙之后沉淀在河底的金子,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们的名字由此也长远地留在中国民间文学的历史丰碑上。

四、结语

  总的来看,作为民俗学的重要分支,民间文学肩负文化启蒙的时代使命,以采集、记录、传播、承传民间歌谣﹑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上古神话、谚语等为主要内容,在20世纪初期蓬勃发展,多所大学也相应地开设了民间文学类课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类课程作为民间文学在大学文学教育、民俗学教育、历史学教育中的有效载体,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文学教育在其草创之初的积极探索状态,彰显了民间文学多重的价值和强大的影响。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们进一步重温近百年前民间文学类课程设置所取得的成就,由此在历史的回眸中得到启示: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民间文学的时代使命需要在此高扬,优秀作品的再发掘、再整理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大学需要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民间文学类课程的设置,明确学科归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并确保其健康发展,这无疑是延续和发扬优秀民间文学的一条通衢。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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