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四、比较视野:重视西藏民间故事的交流力量

　　“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最早流传的而且始终流传的几乎都是来源于民间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藏族与汉族及周边民族从“生活习俗到文化创制，从物质交流到精神表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流现象”；印度为中国西藏的邻邦，西藏的宗教、文化深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西藏与阿拉伯之间有密切关系，“历史上吐蕃与大食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往来，文化必然相互借鉴、融合。因此，结合西藏民间故事生成的自然、人文生境,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西藏民间故事有跨地区的频繁交流活动，藏族民间故事参与到多地区、多民族文化输出和文化输入的双向互动过程中。西藏民间故事构成的知识共同体蕴含了多民族、多地域人民丰富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化智慧，也使西藏民间故事凸显其独特魅力。

　　汤普森曾概括全世界范围内民间故事的几种研究问题，这些问题有故事的含义、不同类型故事之间的关系，其中对民间故事起源、传播及生活史追寻的研究成果较多，且卓有成效的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当学者面对历史悠久、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西藏民间故事时，结合西藏与印度、阿拉伯以及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交往历史，西藏民间故事的源头及其形成、发展和传播路径等就会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

　　藏族与汉族是两个历史悠久、文化传统丰富的民族，早在4000多年前的西藏昌都卡诺文化时期就有交流。在之后的发展中，两个民族通过政治、经济、婚姻、宗教信仰等往来和知识采借建立了紧密联系。这样一种“风俗交汇，血统联姻，民族融合，产生了很多共同的民间故事和歌谣，成为两族共有的文学财富”。田海燕在《金玉凤凰》附录中列举汉藏文化交流的一些例证。他在分析两族民间故事情节、故事名称基础上，归纳出汉藏故事相互影响的三种类型：首先是除地点、人物、风貌略异之外，其余完全与汉族故事相同；其次是与汉族故事作品主要情节完全相同，但又有自己的发展；第三是虽然故事题目相同，但是内容完全不同。他还提出汉藏民间故事传播的渠道和促成交流的原因，“汉文化（文字的、口头传说的）不但影响和丰富着藏族文化，而且会与藏族的进步文化因素（主要是民间文学）结合起来，对统治御用的文学故事，以及对宗教中的寓言故事，起着吸收精华、扬弃糟粕的作用”。之后，学人运用历史地理学派比较方法，从类型、情节、母题切入，更加深入探索汉藏民间故事传播路径，以期阐释汉藏文化差异性和相似性的形成原因。在此类研究中，林继富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他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汉藏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运用类型学方法，结合汉藏民间文化特性,分析故事形态变异的具体原因，展现汉藏民间故事交流互动过程。他的《汉藏民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基于民间故事类型的视角》是“集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研究之大成，在一定程度上把藏族故事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当代学者关于汉族、藏族民间故事研究的一个典型缩影”。林继富将27个汉藏民间故事类型视作民间叙事传统、民间生活传统进行比较研究，拓宽历史地理学派故事类型比较的单一研究视角，提出民间故事类型不仅是故事类型，而且是生活类型、传统类型。他主张用文化整体研究视角弥补类型学比较研究中忽略类型自身文化传统性质。同样，王铭铭也在相关研究中提出“比较研究中最易犯的错误，就是为了确立文化类型，而舍弃对于所比较的'个案'内在的复合性与外在的互通性”的思考。因此，不论是文学的、还是故事学比较研究方法只是一种研究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对其完善必须依赖于人们对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诉求的系统理解和精细把握。

　　西藏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中数目最多、范围最广的是西藏民间故事与印度故事的比较研究。学界讨论西藏民间故事与印度民间故事关系时得出不同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编写《藏族文学史》关注到藏族民间故事与印度故事的相似性，认为“藏族的《尸语故事》最初来源于印度的《僵尸鬼故事》”，星全成提出藏族民间故事是印度《五卷书》中的民间故事在藏地民间“藏族化”结果。但是，这些研究只是粗略对藏族故事和印度故事内容、情节、结构比较后得出的结论，显然不具备充分说服力。然而，李连荣和诺日尖措将口承《尸语故事》与目前所见各种书面《尸语故事》，包括印度《僵尸鬼的故事》，从具体内容、结构系统、语言文字比照，“不认同《尸语故事》是印度《僵尸鬼故事》传到藏区以后，逐渐藏化而形成，认为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集，两者的故事各有其发展的规律和系统”。刘守华强调对中印故事研究应该关注其传播方式，认为中印故事相似性应是两者双向文化交流、传播所致，“中国、印度都是文化传统极为深厚，民间文学遗产十分丰富的文明古国，两国的民间故事应该是互相交流的……《五卷书》里的许多印度故事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演变成为我国各族民间故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五卷书》里的有些故事，似乎又来自中国”。谢后芳的《藏族民间故事与印度故事的渊源》通过印度《五卷书》与藏族书面故事集《萨迦格言》《益世格言》《格丹格言》在故事内容、情节、藏文与梵文语义的比较方法，对藏族民间故事与印度佛经故事关系及藏族民间故事的演变方式作了探究。西藏民间故事发生学研究除了触及藏族民间故事与印度民间故事外，部分学者还对其与阿拉伯民间故事进行了比较研究。学者们对西藏民间故事溯源，试图利用比较研究方法厘清印度、阿拉伯故事和藏族故事之间关系。但是，文化相似性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远不是找了一些相互影响的途径就能说明和解释的情况”。学者们对西藏民间故事发生学虽然仍没有拟构出西藏民间故事发源、传播路径，但是通过对民间故事跨国界、跨地区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地缘关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现实。

　　从研究视角、研究路径、研究结论来看，目前学界对西藏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正在不断地提升和完善。当然，重视西藏民间故事形成、传播和影响研究，并不能忽视西藏民间故事深层结构的内在体系；也不能忽视跨文化比较视阈下民间故事的生活能动性。

 

　　五、继往开来:把脉西藏民间故事研究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的西藏民间故事研究，既有对某种故事类型的微观分析，也有涉及某些故事题材，某些故事群跨民族、跨地区比较的宏观讨论。虽然西藏民间故事研究不能完全以时间发展为脉络，但受各个时代学术思想引导，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70年的研究，经历了搜集整理对故事资源的全面摸查，到对故事文本文学的特质评论向逐渐重视故事研究本体意识、解析故事内部结构、重现故事生活史面貌及其在文化交流、文化互动中特殊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同时，着力突破书面文本研究局限,发掘故事口头性特征，突出“人”的重要性，对民间故事的传承过程进行剖析，揭示由故事讲述和生活世界构成的故事生存空间。当然，限于各种客观、主观因素，西藏民间故事研究在走向成熟过程中，仍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现实意义方面留有缺憾,这也为学者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

　　目前西藏民间故事研究应该拓展研究对象范围，在理论深度上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门巴族、珞巴族、僚人以及夏尔巴人拥有丰富的民间故事资源,冀文正、于乃昌、廖东凡、陈立明、张力风等学者都曾搜集整理过他们的民间文学资料，采集了丰富多样的民间故事，记录了其生活地区仍然保持的活态讲述传统。但就目前研究来看，藏族民间故事研究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上述民族或人群的相关故事研究还相当薄弱。从笔者搜集的100篇关于西藏民间故事研究相关论文来看，仅有10篇文章涉及门巴、珞巴族民间故事研究,有关夏尔巴人、僮人的民间故事研究呈现空白状态。

　　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西藏民间故事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但以文学研究范式和比较研究方法为主，从生活世界出发，探究民间故事文化内涵和讲述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弱。因此，对西藏民间故事口承性和讲述系统内部艺术结构、外部社会结构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讨论。

　　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极推进，西藏已经建立起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通过普查发现，西藏目前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406项，其中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6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96人,西藏民间文化的珍贵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开发与利用。然而，民间故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嘉黎县的“嘉黎民间故事”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也仅有“藏北嘉黎民间故事”“杂玛童话故事”。若以广义民间故事概念来看，进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民间故事”只有9个项目。简单计算，可以得出西藏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在西藏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项目中所占比例不足5%,同样西藏民间故事项目在西藏国家级/自治区级民间文学类项目中只占13%。与云南、四川、青海、甘肃藏区的国家级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和国家级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传承人数量对比，具体如下图：

　　由表可知西藏民间文学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藏区相比，在项目数量和传承人数量上均处于劣势，这与西藏浩繁的民间文学资源和悠远的民间文学传统极不相称。因此,对西藏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发掘、保护刻不容缓。西藏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也缺乏有针对性、有指向性、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

　　西藏在长期的经济、文化发展交流中形成了各种“区域文化”和“走廊文化”，如“丝绸之路”“藏彝走廊''“青藏古道”，在这些区域和走廊文化中，民间故事的讲述活动贯穿始终，成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因此，将西藏民间故事置于区域文化进行整体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西藏文化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探究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现象。

　　现今西藏民间故事仍然以活态传承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研究西藏民间故事，不能忽略作为口承文学和生活之学的民间故事本质，要超越依托文本形态、主题、类型、艺术特征的技术分析，把握西藏民间故事“现在之学”“感受之学”“生活之学”的性质。结合藏戏、民俗深化西藏民间故事与西藏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互生性、互文性、互动性研究。

　　西藏民间故事研究从搜集整理开始，体现了国家政府和无数民间文艺工作者及爱好者的努力，如何将这种由对西藏民间故事的真切热爱而引导的相关研究，转变为自觉意识到西藏民间故事作为民族、国家重要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为主导的研究，是我们接下来面临的重要任务。

 

　　六、结语

　　70年来西藏民间故事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虽然在时代生活和学术思潮影响下，不同范式主导的西藏民间故事研究还有理论提升的空间，但必须肯定地说，无数学者对西藏民间故事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作出了巨大努力。

　　以史为鉴，未来的西藏民间故事研究在理论建构、意义阐释等方面应该扩宽视野，立足于生活实践的方法论，加强西藏民间故事的“人民性”和现在性研究，为西藏民间故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转换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原文刊于《中国藏学》2019年第3期，原文注释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