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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进文]“失忆”与“记忆”之间
——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跨境叙事”研究
  作者:钟进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4-29 | 点击数:2574
 

  撒拉族诗人马丁认为,韩文德“当以写作初期众多的诗篇初步完成了对以黄河为象征的他的降生之地、成长之地———撒拉尔家园的关注和颂唱,文德陷入了一时的孤独。”③他逐步认识到,黄河对撒拉民族来说,是再生之地,而不是族群源头。作为一个民族的诗人,在他的诗歌写作的精神行程中不能不去追寻血液中有关民族曾经的记忆。由此其诗歌第二特点是“随着客体取向由近及远的发展与延伸,对主题的把握和追求倾向从小到大、由浅入深,呈倒金字塔态势:对现实生存场景的描述·歌颂———怀念祖先·追问历史……”④

  由此可见,当现代性与全球化持续深入和快速推进,各少数民族几乎面对普遍性的“遭遇”危机和文化创伤之时,人口较少民族往往以文学形式书写本民族文化,以确证自我民族归属,这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走向及书写立场,形成大量以重述历史为题材的文学现象。也就是说,历史的深层结构在本质上成为一种语言阐释,作为“过去”阶段的历史已不是史料和文献,也不仅仅是民族的活化石,更重要的是,它是“现在”合法性的前提和意义之源。历史的书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民族身分与地位的问题。换言之,重提“传统”,缅怀“过去”的手法,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民众相互碰撞接触之后,为了保持自身特性发展出来的方法。也可以这样说,强化“传统”或缅怀“过去”,是不同民族间相互刺激、挑战的手法,也是民族内部成员适应生活、维持民族团结的方法,更是确立民族存在的作为。①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蓬勃开展,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自觉意识强化,这也是当下“跨境民族”文化选择性“记忆”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什么观念在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是“文化多样性”。当“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文化观或者一种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呈现在各民族面前时,通过“跨境”叙事来强化文化“记忆”,提高民族文化地位,成为人口较少民族重要的“非遗”保护和传承策略。

  据京族老人所言,“文革”期间,京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哈节被严令禁止,哈亭也遭受破坏,但是“文革”之后,在国家恢复民族文化大语境之下,京族人民依靠史歌一句句的唱述来恢复哈亭的形制构造和唱哈的仪式过程。②

  给人感觉是通过史歌与“回忆”的相互沟通与激发,京族重拾了哈节记忆,延续了族群的传统。“但是另有资料显示京族哈节文化与越南京族哈节文化属同源异流,至今仍有交流与往来(在举行哈节时互相邀请对方参与,京族的“哈妹”最早就来自于越南,20世纪80年代京族哈节重新恢复时,有关祭文等也是向越南学习)”③,族群文化空间的跨国性与族群政治认同的唯一性,使京族文化认同呈现为一种独特的边际性。传统信仰仪式的复兴,是京族人渴望通过传统文化的重新记忆与传承,厘清自身文化与中国其他族群以及越南之间文化边界的一种努力。在这一“跨境”民族文化实践活动中,作为人口较少民族的京族取得了辉煌成绩,2011年京族哈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的人口较少民族———鄂伦春族。

  2015年9月笔者在北方民族大学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会之际,参观了“寻找‘鄂伦’的足迹———泛北极圈东北亚驯鹿民族文化展”北方民族大学巡展。当时有这样一篇报道《“鄂伦”:一个关于文化与生态的寓言———〈泛北极圈东北亚驯鹿民族文化展〉记略》。“‘鄂伦’是什么?为什么要寻找‘鄂伦’?我们走进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园?”④展览“前言”写道:“2014年,在中国民族博物馆课题组赴俄罗斯的旅程中,一位埃文基人问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员白英:‘你是什么民族?’‘鄂伦春。’白英答道。‘那你有多少驯鹿?’‘我没有驯鹿。’‘你没有驯鹿,那你为什么叫鄂伦春呢?’埃文基人奇怪地问。白英恍然大悟:在埃文基语中,‘鄂伦’即是驯鹿之意,‘春’是人之意,鄂伦春即‘养驯鹿的人’。”①

  事实上,既便在现代通古斯语中,“鄂伦春”也清晰地指示着“驯鹿者”的语意。但奇怪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民族学家还是鄂伦春族学者,没有人追问过鄂伦春与驯鹿之间的语意关联,更没有人从这种关联之中,去试图发现更多。

  白英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多年来的文化寻根与追索,以及孜孜以求的鄂伦春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历,直到这一天遇到埃文基人的提问,才像一颗炸雷,掀开了一个被严实遮盖着的文化母题。

  鄂伦春———驯鹿者。但“驯鹿者”为什么没有驯鹿呢?寻找驯鹿的足迹由此开启。当然,顺着一种动物的足迹,可能追寻到的是一个族群、一种文化、一种古老哲学的历史进退与沉浮辙印。②

  这篇报道给笔者最深的感受是,鄂伦春族如果想获得“驯鹿者”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族群身分或文化认同,需要通过“跨境”民族文化的选择性记忆才能得到强化或实现。

  2017年9月间,一篇《肃南县民歌传承人受邀参加第四届丝绸之路民间歌曲展演并获贡献奖》的报道在媒体广为传播。其主要内容是“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长安论坛———丝绸之路各民族民歌展演与学术研讨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之际,有7位裕固族民歌传承人受邀参加,他们分别用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演唱了《奶牛犊歌》《萨娜玛珂》《裕固族小伙》等传统歌曲。其中最为精彩之处是,论坛邀请裕固族民歌研究专家杜亚雄为观众演唱了匈牙利民歌《孔雀之歌》,他将其“与裕固族剃头歌做了对比,更加丰富了裕固族歌曲的内涵与知识”,“裕固族这些民歌最迟也传自公元93年前,感谢裕固族为我们的音乐史留存如此珍贵的财富!”③这是杜亚雄对此次裕固族民歌给予的最高评价。

  借力丝绸之路,“跨境叙事”似乎为裕固族寻找到了一条更加便捷的“非遗”保护传承之路。2018年3月25日,裕固族民歌又加盟上海市民文化节“文化服务日”活动,参加了“国乐雅韵:丝绸之路上的民间音乐之大漠雄鹰———裕固族民歌‘原生态’音乐会”。第二天新民网发出《穿越两千年,聆听失落的裕固族民歌》的新闻报道。报道说,裕固族民歌自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之后,国家以及当地做了大量的保护工作。不过,歌者、学者以及相关保护部门都认为传承工作面临人口少、年轻一代不说民族语等巨大的压力。但是杜亚雄认为,裕固族民歌研究帮助匈牙利学界证实了“匈奴音乐文化是匈牙利民间音乐的渊源之一”④。杜亚雄偶然发现,匈牙利民歌与裕固族民歌有不少相同之处,如五声音阶、五度结构、前短后长的节奏型等。根据史料记载,由于突厥人、匈奴人和裕固族的先民敕勒人、丁零人关系密切,语言相近,所以裕固族民歌中不仅保存有丁零、敕勒、回鹘民歌的特点,也有突厥、匈奴民歌的特点。这些突厥语诸民族、阿尔泰语诸民族的地区和国家,正是匈奴西迁所经过的地方。杜亚雄的研究印证了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关于“古老的匈牙利民歌是古老突厥民歌的一个组成部分”“匈牙利的五声体系中保留着亚洲音乐文化的痕迹”等猜想。①正因如此,杜亚雄特别邀请了匈牙利歌手与裕固族歌手同台演出。

  此类跨境叙事仍在进行中。2018年5月中旬,“中匈音乐文化交流工作坊———中国与匈牙利民歌亲缘关系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匈牙利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匈牙利艺术研究院人文部音乐研究所院士、民间音乐理论家西普什·雅诺什和中国音乐学院裕固族民歌研究专家杜亚雄通过丰富的艺术作品,全方位、多视角地介绍和讲述了两国民歌的渊源。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研究生纳达斯第·法妮·艾斯特尔,甘肃裕固族歌手钟玉梅(瑙尔姬斯)、萨尔组合主唱萨尔(妥应杰)以及蒙古族歌手阿拉腾巴根,鄂温克族歌手阿莉曼在研讨会上演唱了两国相近的民歌。萨尔(妥应杰)激动地说道:“匈牙利歌手演唱的《艾娃》和裕固族民歌《黄莺妈妈》曲调几乎一样,我们的摇篮曲中也都用‘呗哩呗哩’做衬词,我们裕固族歌手一定要好好挖掘整理裕固族传统民歌,有机会一定把它唱给匈牙利人民听。”②会议报道说“不同文化的双向交流,有助于在全球化语境下共同探讨本土艺术的发展和世界多元文化的关系,更有助于在不同文化间的交融基础上,共同创造出符合未来新时代发展的文化与艺术。”③

  四

  围绕“跨境叙事”,“失忆”与“记忆”是一组非常有趣的话题。从积极意义而言,自2013年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既面临自身发展的一个新时期,也面临着发展的新机遇,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双边互动中实现互惠新发展。换言之,借此跨越地域空间、地方性认同以及地区行政国别界限的互惠关系,构建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全新发展观。

  有学者指出,互惠是一种对差异性的勾连,是对彼此共在的命运共同体的再认识,是人类相互需求可以得以满足的总概括。借助一种全球化进程的开展,文明之间变得日益融合,有了一种在差异性之中的和谐交往。尽管其中仍旧不乏文明之间冲突的发生,但基于彼此根本性需求的互惠,特别是先于经济而有的一种互补性文化上的互惠交流变得日益吸引全球的目光。互惠实际是一种有着彼此存在价值的相互性感知、感受和体验。曾经的民族国家文化边界性的思维方式被不断打破,由此边界意识不是在日益强化,而是在不断地被消解之中,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多元共享。④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跨境叙事”在“失忆”与“记忆”之间,也隐含着对“跨境民族”的认知和描述,有学者已经指出,这对于中国国内的族群政治事务,其效果也并非全然正面。在被现代边界分割的“边民”面前,“民族”身分和“国族”“国家”认同两者的“层次差异”往往是无从分辨的。“民族”身分和意识的强化,必然减弱对“国民国族”成员身分的认同程度,减弱这类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的意愿。20世纪50年代,我们将使用同样语言、分享相同文化、信仰和历史记忆的人群称做“民族”,当时并未特别在意这个词同时被当作有政治边界、主权边界的“国家”的等义词。今天看来,这一疏忽所引发的并不止于概念的混淆,它也涉及人群对自身的政治定位的过度想象;将跨境分布在不同国家,分享语言、宗教等传统,但缺乏共同的政治机构基础的文化人类学或政治人类学的共同体视为“跨境民族”,更加剧了这种混淆和想象。“跨境民族”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成为让古代王朝合理的“天下秩序”重现生机的桥梁,但也可能变成“泛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的温床。①

  综上所述,“跨境叙事”是伴随着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蓬勃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以及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强化而涌现出来的重要话题,尤其在“失忆”和“记忆”之间的多次转换中可见各种博弈和文化张力,从中也可深刻感受到各民族在文化传承以及传统文化建设中付出的艰辛努力,虽然也有一些盲点和风险,但是渴望借助“跨境叙事”重现民族文化生机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

(本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 年第 5 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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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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