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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奥斯陆的歌剧院，2014（摄影Wolfgang Kaschuba）
图4 被包装起来的柏林国会大厦（摄影Wolfgang Kaschuba）
在最近的十年，市中心地带则出现了不折不扣的“地中海化”：系统性地让棕榈树和沙滩出现在城市中，城市沙滩、街头咖啡馆、躺椅、吊床、实况转播场所、晚会举办地等设施让城市的一部分慢慢地成为露天舞台和度假地。许多人虽然在话语中不无自我解嘲的意味，却带着极大的乐趣加入到这一新的都市表演中：这出戏叫作“现在我们来表演蔚蓝海岸（里维埃拉）！”尽管高纬度的地理位置以及比较低的气温，人们依然乐此不疲，必要时也可以用上通过公平贸易渠道购置来的毯子（柏林）或者不那么环保的电暖器（巴黎）。
公民社会——乌托邦
与“自上而下”的城市改造并行不悖，自20世纪70年代也开始出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都市化。都市项目和公民运动经由新的社会网络和政治活动而出现，人们占据城市空间、重整其原有的形式、赋予这些空间以新含义和新功能。一种遍及全球的“城市性”（citiness）从中脱颖而出：这是一种普适性的城市知识，它将新的都市生活格调与新“乌托邦”连接在一起，其组织方式是通过互联网或者街头，在这里聚乐晚会与政治的界线似乎终于被抹去了。我们的城市风景终于不再让人感到如库哈斯断言的那样毫无生气，相反是活生生的、有魔力的。至少对于那些有意在文化上发掘城市世界这一充满魔力的一面、并且也有充足财力的居民和观光者来说，的确如此。在这两个群体当中有这种愿望和能力的人，其比例如今都在快速增长。
图5 柏联邦总理府旁的沙滩，2013（摄影WolfgangKaschuba）
都市空间作为文化实验场的功能并非全新现象，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若干世纪以来，欧洲城市的发展主要靠人口流动和移民，也就是说，人、理念、物品、价值的移入和交换。在跨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城市终于变成了“移民”地，成为社会相遇的空间，成为文化混合的区域。城市、流动性、外来因素在历史发展中彼此间的关联作用，已经成为马克斯•韦伯和格奥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思考的核心问题。尤其是西美尔曾经指出，要将外来者作为核心性的都市主体：与观光者不同的是，他们今天来到城市，明天还会留在这里；在很多方面，明天他们也还会是“外来的”，不会走进当地人的世界、让自己入乡随俗；他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尝试着将自己的“不一样”变成当地生活的一部分，其形式也可能是坚决不入乡随俗。我们慢慢地知道，这种情况似乎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流动性和移民是城市的系统性外在关联因素，这在历史上已经体现为两种都市认同感：地方性的、容纳性的城区传统，以及同时存在的开放都市性，其根基在于城市社会异质性。这两种动力让城市的社会组合出现永久性的张力，这也给城市文化带来特殊资本：社会差异与文化上的多样性，给人们对于传统与创新、顺应与冲突、融入与隔断的经验带来了富有产出性的诸多层面。
当下城市文化和城市社会的建设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资本，大城市变成了晚现代时期的某种特殊偶像，日益增多地汇集了开放的文化纹理以及通行的象征含义。这些具有偶像性质的晚现代世界大都会如纽约、巴黎、伦敦、北京、甚至也包括柏林，为许多二线、三线的城市所抄袭、所模仿，它们也尝试将自己的市中心“都会化”“文化化”为某种有远大抱负的新形式，其目的在于产生认同感效果，以利于造成形成共同体的社会效果。这种行动策略显示出，在（德国的小城市）埃森或者巴登-巴登也不乏大都会的做法：举办大型的通俗文化活动、突兀的建筑物、将街区历史化与展示化、都市海滩和都市花园。所有这些活动也许型号小一些、花费低廉些、更费力些，然而它们带来的情感作用、在凝聚集体感以及提升认同感上的作用却一点也不少。
无论如何，这一趋势映射了全球文化交流的发展历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城市文化国际化的日渐增加，当人员流动、移民、旅游业显示出的可持续性交流效果已经初步凸显出来时，国际性文化交流便开始了。如今，互联网带来的可能性又步入全球文化交流行列当中，并成为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角色。认知与想象——开发城市文化有赖于此——有了全新的交流模式，这让我们的时空坐标发生了极端改变。似乎一切都是无限的，几乎都可以同时派上用场。“真正”生活在纽约或者巴黎，并不意味着能比在埃森和巴登-巴登能得到更多信息和知识，尽管在参与“本地的”活动和获得本真性方面还仍然有一些小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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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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