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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重建：传统婚礼当代实践的文化自觉
当下的传统婚礼实践呈现出复杂面相，政府、学者、民众、地方文化人、媒体、商业等共同参与，重新建构传统婚礼。尽管各自语境有所不同，但当代传统婚礼实践蕴涵着价值重建的共同诉求，体现了传统婚礼当代实践者的文化自觉。他们在礼仪实践中张扬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试图修复当下社会生活的某些问题。
这种价值重建的文化自觉在地方文化人身上尤为明显。如前文提到的山西闻喜礼宾先生、福州南仙茶摊的民俗文化爱好者。山西闻喜县的礼宾先生活跃于当地基层社会，在各种传统礼仪庆典中担任引导之责，多是一些懂礼数、能写会编的文化人。他们传承了传统礼生的礼仪知识系统，谙熟婚丧嫁娶之礼，同时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应时而变，传承礼仪，著书立说、聚会切磋，沟通着当下与传统，令人感到惊异。2011年，他们自发成立了“闻喜县民俗礼仪文化研究会”，共同探讨、传承传统礼仪民俗。研究会现有450多会员，每月都有例会。例会主要是由主讲老师为大家授课。主讲老师都是研究会的成员，是公认的经验和知识丰富的礼宾先生。授课内容既有具体礼仪知识的梳理传授，也有礼仪观念、文化观念的探讨交流。他们认同传统礼仪，也自认为承担着宣扬传统礼仪、传承传统礼仪与伦理道德的责任。福州南仙茶摊的民俗文化爱好者同样如此，他们每周聚在一起，一起研讨福州本地民俗文化和传统文化，协助打造喜娘文化。一些有名的喜娘，在与他们的互动下，也自觉在婚礼实践中多强调做人道理，以及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等。儒学研究者与传统文化爱好者复活儒家婚礼的实践则是以重张儒家婚礼的核心价值为其宗旨。
这种价值重建的文化自觉既是一种思想传统，也是对当下中国现代生活危机的回应。
首先，这种价值重建的文化自觉与试图通过礼仪实践来重建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传统一脉相承。在古代中国社会，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也是制度和文化的根本。礼被视作统贯个人、社会、国家的基本准则。礼既是关于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规定，也是关于社会如何构建的理论。通过对礼的践行，最终生成一种与天道相符，并囊括个人、家庭、社会、天下的礼治秩序。人伦是这一礼治秩序生成的核心。《易》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人伦秩序是天地秩序的体现，也是建构家国秩序的基础。所以孟子才说“圣人，人伦之至也”，荀子亦言“圣也者，尽伦者已”。儒家主张“道在日用伦常中”，并不崇尚对日常生活的超越，礼仪的制定乃“缘情制礼”，紧紧扣住人情，将哲学思考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对民俗加以提升与文饰。
因此，礼乐文明以人伦为核心，重冠婚丧祭乡饮等彰显人伦之礼，所谓“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礼记·经解》）。同时，儒家强调通过礼乐教化，使孝悌忠信等人伦道德的天然种子油然而生，由此形成各得其所的礼治秩序。对民众日常生活进行礼仪规范的以礼化俗是古代至为重要的政治实践。历代士人以道自任，是以礼化俗的主动承担者。一方面辨风正俗，批评民间社会的婚丧嫁娶诸多礼俗；另一方面，移风易俗，制礼作乐，推行礼仪于基层社会。宋代以来士人以礼化俗的实践尤为瞩目，影响深远。面对五代浇漓、社会生活礼法废弛，宋代士人以重建世俗化的儒家生活文化和人伦秩序为旨归，重新制定冠婚丧祭之礼，推及基层社会。朱熹编订《家礼》正是此种实践的代表。宋明以来，此种“一道德，同风俗”的实践频繁展开，士绅与皇权都致力于以礼化俗，使儒家的伦常观念与生活规范深入民间。
“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在古代中国，婚姻被视为社会成立的基点，夫妇则是人伦的始源，是其他人伦关系的起点。婚姻的意义通过婚礼而得以呈现。婚礼被视为众礼之首，为礼之本，是儒家理想的家庭伦理关系的建构的开始，是叙人伦、安室家、定邦国的根本。《仪礼·士昏礼》“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体现了“阴阳有时，男女有别，夫妻有亲，夫妇有义，家庭有和”的人伦，以庄重为尚，强调夫妇角色的塑造和家庭伦理秩序的建立。通过婚礼隆重、连贯、紧凑、细致的仪节，生成夫妇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因此，历代重建价值秩序的礼仪实践中，婚礼都不可或缺。
其次，不同于传统社会通过儒家礼仪实践重建人伦价值和礼治秩序，近代以来对礼教和人伦的批判是主流。在诸如平等、自由等现代理念的影响下，人们批判传统礼教和家庭伦理对人性的压抑，掀起了婚姻、家庭改造运动，以作为社会变革的切入口。时人认为“政治之改革，决不能不先社会之改良，而社会之改良，尤必在男女之进化……我今日世俗之婚制，固亦未尝无礼式矣。然而繁文错杂，通人窃笑，秽谬多端，智者见羞，误以传误，古礼无存，此野蛮之礼式而非文明之礼式也。”“文明婚礼”由此兴起，取法西俗、删繁就简、崇尚节俭，体现现代平权自由之理念。
繁文缛节的礼制，失去了人情的基础，就会僵化成压抑与束缚人性的桎梏；但任由人情泛滥，冲破任何节制与礼文，又会造成人伦解纽的混乱局面。在对礼教和家庭人伦的一波又一波的批判、改造之中，现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彻底的文明蜕变，旧制度旧道德被打破，然而新制度新道德尚未确立。现代中国的婚姻和家庭在历次变革中陷入了价值混乱或缺失的困境，充满了人伦焦虑，也引发了人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重新认识，对当下社会发展、文化生态的反躬自省。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当下应对此种危机的一种途径。而传统礼仪的实践是其组成部分。传统婚礼的当代实践也因此体现出价值重建的共同诉求，重申传统家庭伦理的价值。
梳理了传统婚礼当代实践复杂面相之下的共同价值诉求与文化自觉，及其产生背景，我们还需要探讨传统婚礼实践中重建人伦价值的诉求是否有其合理性?传统婚礼中所承载的人伦是否仍具当代价值?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传统礼仪重建的可能路径是什么?
第一，人伦关系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西方皆如此。所不同的是，人伦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核心。近年来已有学者从文明的视角对现代中国的人伦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发掘礼仪和人伦所具有的超越民族的普世价值。礼制的打破、旧式婚姻制度的取消、平等自由理念的深植，都无法取消家庭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近代以来对家庭伦理的批判，并不意味家庭不再重要，恰恰说明家庭仍然是建构新道德新制度的关键。家庭伦理关乎的实际上是“何为良好生活”这一命题。同时，经过千百年来的浸染，传统人伦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关乎世道人心。因此，无论是从普世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人伦和礼仪都具有当代价值，对于新礼仪、新道德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礼仪和传统人伦的重建自然也是化解当下的家庭人伦焦虑的重要途径。
第二，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揭示的，中国的儒家伦理和礼治传统是一种农业文明，离不开乡土社会的漫长孕育。随着社会发展，古老的乡土文明会被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取代。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现代社会，礼治、德治不再作为一种主要制度来约定人们的生活，传统礼仪和人伦应该注入私德领域和个人修养之中。礼仪的重建也应当在私德领域和个人修养层面进行，使其成为当下人们多元选择之一种。
传统礼仪的重建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接轨，是在自由平等之上的家庭伦理秩序的重建。在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前提下，保存脉脉温情，实现家庭的和睦喜乐。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已有学者意识到浩荡的人伦批判失之偏颇，他们更加主张批判僵化的礼教，重建一种更加强调亲情的自然的家庭人伦关系。因而当下传统礼仪的实践，应当与现代理念相结合，摈弃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内容，保留可彰显亲情和现代价值的内容。婚礼作为家庭生活的开端，是围绕着“什么是美好的家庭生活”而展开的。传统婚礼的实践则更应强调家庭伦理对于家庭生活的重要性。
结语
婚姻是一个兼含制度、法律、道德、风俗的复杂议题，是制度、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汇合点。作为一般人生命历程所必经的阶段，婚礼也是不同人群的思想观念、知识趣味以及人生体验的汇合点。将传统婚礼置于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生成演变的语境中，可以看到传统婚礼有着亦礼亦俗的文化内涵。中国当代的传统婚礼实践有着复杂面相：乡村婚礼仍与传统婚礼有着相当强的连续性，尽管出现了许多时尚元素，但其基本构架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在非遗保护的语境中，政府、媒体、地方文化人合力将传统婚礼非遗化、资源化，对其进行以雅化、文明化为宗旨的再造。儒家婚礼的主动复兴则是对儒家婚礼内在精神的张扬。传统婚礼的当代实践还体现出重建人伦价值的文化自觉。传统婚礼的当代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礼仪的现代性价值和普世价值，是以古代资源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尝试，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人伦焦虑和文化困境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仍然要明确，包括传统婚礼在内的传统礼仪已不再是规约人们生活的制度，传统礼仪和人伦应当注入私德领域和个人修养层面，传统礼仪的重建也应当是在维护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前提下进行，并回答“什么是良好生活”。
（文章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0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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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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