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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沈从文早期的民俗学意识，必须解决这样一些相关的问题，即民俗学（活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对作家产生了影响，是如何产生影响的。虽然沈从文极少使用民俗（学）概念，但他早期民俗学意识是不言而喻的。概括地说，沈从文是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回应民俗学（歌谣学）活动的，即他的民俗学文章有诸多文学性成分，而文学作品（尤其是戏剧）又普遍具有民俗（学）元素。《镇筸的歌》、《镇筸谣曲》、《筸人谣曲选》等是记录和研究湘西民谣最早的民俗学文本。首先，沈从文保留了湘西民谣的原生形态，即便是猥亵的歌谣也不例外。这符合歌谣搜集的科学性标准。一九一八年，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里规定了征集近世歌谣的标准：“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以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其实，“一仍其真”、“不涉淫亵”是自相矛盾的。尤其是“不涉淫亵”似乎并不符合民歌搜集的客观性要求，再说歌谣“淫亵”的标准和尺度也是因人而异，很难把握。所以到了一九二二年，“歌谣研究会”的新章程采纳周作人的建议，把搜集歌谣“不涉淫亵”改为“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这代表周作人对歌谣的见解。“我们所要的是‘民歌’，是民俗研究的资料，不是纯粹的抒情或教训诗，所以无论如何粗鄙，都要收集保存”。至于猥亵的民间歌谣，周作人是这样说的：“我说猥亵这个字是用在没有色彩的，学术的意思上，表示人生的平常看不见的那一面，所谓幕后的一面。并不含有什么一定不好的意味”。为纠正对“猥亵歌谣”的偏见，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特别声明：“我们希望投稿者……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猥亵歌谣除了“言语”方面的原因外，与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猥亵的歌谣，赞美私情种种的民歌，即是有此动机而不实行的人所采用的别求满足的方法。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可以不希求富贵，过着端庄的生活而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唯一的方法是意淫，那些歌谣即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法悦”。周作人引用《所罗门雅歌》、《碧玉歌》中猥亵歌谣进行人类学分析，认为这种现象“说明猥亵的分子在文艺上极是常见，未必值得大惊小怪”。一九二三年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表《猥亵的歌谣》；一九二五年又在《语丝》刊物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再三强调“猥亵歌谣”的文化价值。“大家知道民间有许多猥亵的歌、谜语、成语等，但是编辑歌谣的人向来不大看重，采集的更是不愿记录，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东西，不能写在书本子上。我们觉得这是很可惜的，现在便由我们来做这个工作，专门搜集这类猥亵的歌谣等。”猥亵的歌谣“实在是后来优美的情诗的根苗”，“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虽然民间歌谣大都含有“猥亵”成分，甚至带有调情的意味，但也可以说是民间性教育的重要一环。受到当时民俗学思潮影响，沈从文也发表了若干的猥亵歌谣，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多次引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二十年代搜集民谣的嬗变。
其次，沈从文在文中严格标注歌谣采集者以及民谣搜集的具体地点。这种做法符合歌谣研究会“歌谣通行于某地方某社会，当注明之”的要求，体现出民歌搜集的严谨性。在发表的歌谣中，沈从文把“镇筸土话”解释为“即苗民杂处及同化外之湘边镇筸地方土话”。对民谣的搜集者加以专门的介绍。例如在《镇筸谣曲》“前文”中，沈从文明确写道：“我谢小表弟，及其他的副爷们，所寄来的一部分歌谣，却给了我一个颇感趣味的工作了。”这些都可以看出沈从文民歌搜集的严谨踏实的态度。
最后，为便于读者理解镇筸歌谣，沈从文对搜集的民谣加以注释。这同样符合歌谣研究会章程“歌谣中有关于历史地理，或地方风俗之辞句，当注明其所以”的规范。特别是异域方言，如果不加以注释，读者是很难理解个中趣味的。沈从文“为保存趣味的缘故，本想不加什么注释；但为使这趣味普遍的散到读者心中去，又不由我不下一点小注解了。”以上几个方面不难看出，沈从文对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章程及其民歌搜集的程序非常了解，并在搜集发表的民谣中自觉加以遵守。一方面沈从文根据自己的印象记录下一些民间歌谣；另一方面通过家乡的朋友代为搜集湘西的民谣。他甚至还打算亲自回到湘西搜集民歌。“我还希望我在一两年内能得到一点钱，转身去看看，把我们那地方比歌谣要有趣味的十月间还傩愿时酬神的喜剧介绍到外面来。此外还有苗子有趣的习俗，有和价值的苗人的故事。我并且也应把苗话全都学会，好用音译与直译的方法，把苗歌介绍一点给世人”。因经济拮据，沈从文的民歌搜集，“只好当成一不能实现的辽远晃着金色的梦”。
如果说刘半农主持下的歌谣学活动解决了民歌搜集的问题，那么一九二○年以后，歌谣学活动则在周作人倡导下着力解决民歌的实际运用，即把民歌搜集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起来。他说：“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但我们的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从文艺的方面我们可以供诗的变迁的研究，或作新诗创作的参考。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现存的民歌比旧的更为重要……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一九二二年胡适之发表《北京的平民文学》，关注民歌的文学价值。“近年来，国内颇有人搜集各地的歌谣，在报纸上发表的已很不少了。可惜至今没有人用文学的眼光来选择一番，使那些真有文学味的‘风诗’特别显出来，供大家的玩赏，供诗人的吟咏取材。”一九二三年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采纳了胡适之的看法，提出“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在“五四”新文学的初期，“问题小说”普遍存在着思想与艺术颇不相称的“小说问题”。胡适和周作人都有意把民间歌谣引向服务于新文学创作上来。加上鲁迅乡土小说创作的示范，这种民俗学与文学的融合，促进了“五四”新文学由“问题小说”向“乡土小说”的转型。二十年代乡土小说浓郁的民俗学意蕴，某种程度也预示着“乡土小说”的成熟。
诸多因素的合力所形成的独特文化语境，客观上形成了沈从文早期民俗学与文学互相融合的特点。《镇筸的歌》、《镇筸谣曲》、《筸人谣曲选》等民俗学文章，以及用方言土语创作的《乡间的夏》、《春》等作品具有典型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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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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