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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1000文是最常见的情况，邻居、师母之母、友人的妻子、母亲的侄子，以及师母本人去世时，他都送出了1000文礼金。仔细分析，可以将这些人际来往的对象分为三种情况：1.邻居与友人之妻可算作一类，他们与穆齐贤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过多的来往，可以简单统称为“近邻”。2.师母之母与母亲的侄子可算作一类。正如前文所说，师母去世，穆齐贤执孝子礼，但师母的母亲却与外祖母大相径庭。这两者因此可以算作“远亲”。3.最后是师母之丧时，穆齐贤只在百日除服时送去了1000文烧纸，似乎这“礼”太轻了。但事实上，穆齐贤在丧礼上执孝子礼，算是师母之子，丧主的自家人，当然不用送份子。反而是因为发引之后穆齐贤已经除服，故在师母嫡子除服时送去了份子。此时这1000文钱，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送丧份子”，而应被看作特例，这其间的微妙关系恰是人情网络之差序格局的体现。总之，远亲近邻，多以送1000文为主。
第二级别支出是外甥克勤的幼女去世时，穆齐贤送了1200文，比“远亲近邻”多送了200文。按理，外甥之女和母亲的侄子一样都属于远亲。但实际上，穆齐贤之母早年从西山鞑子营大有庄嫁入城内，不常归宁，穆齐贤也与大有庄亲戚相当生疏，这是母亲的侄子之所以“远”的根本原因。但穆齐贤早年父兄即相继去世，他的姐姐与两个外甥皆依附于他而生活，他也待两个外甥如亲生孩子一般，出门总会记得给他们带些礼物，平日里两个孩子也时常帮他干些跑腿之类的家务，他们无论在情感上还是日常生活关系上，都是真正意义的“一家人”。但即使如此，份子钱也仍然参照“远亲”的标准稍有调整，一方面，是因为她是穆齐贤的外甥的女儿，其亲属关系即使在外亲范围内也已很远。另一方面，也因为她刚一岁半即夭折，尚未成人，不合治丧。这样看来，这1200文份子确实是在遵循血缘远近原则的基础上，又根据情感亲疏做了适当调整。
第三级别支出是2000文，分别是在友人常祥圃的叔父——乌什办事大臣兼副都统舒鸣岐，以及母亲娘家大有庄的上驷院官员周德佑去世时所送出。单单以血缘或地缘关系论，这两位亡者与穆齐贤在人情网络上的位置关系，最多属于“远亲近邻”，穆齐贤与他们之间也没有深厚的感情。在吊唁过周二爷后，穆齐贤立刻就出门游玩青龙桥、万寿山、昆明湖，畅游之后又到周二爷棺前奠酒，日记中完全没有流露任何悲伤之感。[16]按平滑的差序格局理论圈，这种情况他本应只送1000文的，但穆齐贤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送去了2000文，根本原因在于二人的社会身份——他们和其他的远亲近邻不同，有一定的官职品级，正是这种社会身份，影响了他们在以穆齐贤为中心的人际交往圈中的位置。可以说，在穆齐贤的世界里，“差”不是简单由血缘与地缘关系决定，社会身份导致了差序格局不仅是以自己为圆心层层推出，也以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之“序”而错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穆齐贤的亲生围儿在六岁时夭折，佐领双爷也送来了2000文份子。佐领是八旗制度中最重要的基层行政管理官员，双爷算是直接管辖穆齐贤一家的社区领导，而当时穆齐贤也尚有官职，为八品银匠首领，可见社会地位介入人际关系的结构，并不仅仅是下级对上级时才会产生，也会在同级身份之中产生，是在普遍意义而非单向维度上对差序格局之“序”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已经是社会公认的、普遍性的规则和标准，它不是偶然性的，违背这种规则就和违背“送份子”的基本原则一样让人坐卧不安。我们看到，当另一位佐领雅青阿雅大爷的妻子去世时，穆齐贤在日记中强调他典当了被子，才勉强送去1000文——另1000文实在筹措不出，而穆齐贤即使在夜深人静记日记时也在为自己辩护：这的确不“合理”，但是也无法可想。[17]
第四级别是最高的4000文，分别是渠大哥去世、三泰碓房的孙掌柜及其母去世时。渠大哥去世的情况容易理解，按前文所说，渠大哥是穆齐贤义母的长子，穆齐贤以弟弟的身份服丧执礼。在人情网络中，他既不是丧主（像师母去世时），又是近亲（执期服或大功），份子钱选择最高等级的4000文，正符合差序格局的原则。但与三泰碓房孙掌柜有关的两次葬礼为何也采取最高等级，情况就颇可玩味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4000文不是穆齐贤自己掏钱，而是替义父送的份子钱。义父与这位三泰碓房的孙掌柜之间是何关系，日记中没有说明，但我们可以判定：1.二者绝非近亲。2.义父家不富裕，不是惯常性的出手阔绰。穆齐贤的义父是旗人，任管理仓库档务领催。领催即“拨什库”，管佐领内的文书俸饷，是八旗中最底层的官吏，历来由本旗内士兵选充。义父有四个女儿，大女儿曾嫁圆明园护军丰绅图，后亡故。二女儿道光八年左右再嫁，丈夫身份不详。三女儿嫁香山旗人阿勒津阿四爷。小女儿玉儿尚极年幼。旗民之间不得通婚，旗人也不能经商，因此身为旗人（且应该至少在父亲一代已经入旗）的穆齐贤义父，与碓房掌柜之间不会有近亲的血缘关系。义父家也并不富裕，穆齐贤幼子围儿出生时，义父送份子3000文，穆齐贤母亲大寿时，义父送份子2000文。义父与义子之间，已如亲父子，其份子尚未及4000文。更重要的是，碓房掌柜没有一官半职，身为普通商人在政治地位上甚至低于旗人官吏，穆齐贤义父为何如此看重他，甚至有公差在身，无法亲自出席碓房掌柜母亲葬礼的情况下，还特地委托义子代替前去呢？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旗人与碓房之间的特殊关系。
清中期以后，旗人生计极为依赖汉族（尤其是山东商人）所开设的碓房。[18]从《闲窗录梦》中也能看出，穆齐贤本人就靠向碓房借账度日，每月俸米发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送入碓房换成银钱，先偿还以往欠下的账务，再做日常生活之用。尤其是宝兴米局的鹤年，更是穆齐贤一家的“顶梁柱”，不仅时常借钱给穆齐贤，连穆齐贤之子围儿的丧事都是由他出面找坟地，并全部出资办理。鹤年有事外出，穆齐贤就毫无任何办法筹钱置办棺材，围儿因此未能在死前看到自己的棺材。北京旗人依附于碓房生活不是特例，而是极为普遍的情况。穆齐贤义父与三泰碓房孙掌柜之间的关系，可能也大同小异。但穆齐贤义父与碓房之间可能还有另一层关系。据刘小萌研究，旗人官兵关领月饷季米，均由领催负责，他们往往与碓房交好，每季派发俸米时就直接由碓房出面领米、加工、折价、派发，也因此把整个佐领内旗人的生计都牢牢掌握在手中[19]。穆齐贤义父身任领催，平时在仓库上办事，与三泰碓房之间的关系定然更加非同小可。
因此，与三泰碓房孙掌柜有关的两次份子钱均高达4000文，其背后隐含的是经济依附关系，这既不仅是社会身份等级之“序”，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差”，反而非常类似于董磊明所描述的现代乡村中“失随”的情况。我们看到，在穆齐贤的世界中，“差”不再简单由血缘亲疏、地缘远近所决定，而被经济分层所切割。等级化的“序”也不由长幼尊卑、身份地位所决定，权力重心实际上转移到了政治边缘、身份底层、毫无话语权的汉族商人手中。只不过，这一切在清代中期时的城市中早已经发生了。
三、社会秩序在葬礼上的动态调整
正如前所说，通过服丧与礼金这一系列被实践的礼俗制度，葬礼成为当之无愧的差序格局的“展演舞台”。虽然有社会身份或经济关系等因素的扰动，但服丧、礼金、吊唁等礼俗行为，大体上仍然还是在确认差序格局、稳定人际关系。但是，葬礼不仅仅是已有差序格局的一次展现，它同时也是这种秩序关系自我调整的重要时刻。
从《闲窗录梦》来看，由于丧葬礼俗中的“伴宿”、“发引”等环节聚集了与死者有关的各方亲友，因此不仅能确认差序格局的“同心圆”格局，也是这一同心圆进行调整的重要时刻。例如师母丧时，穆齐贤详细记录每日伴灵都见到了谁，与谁交谈，并回忆当年师父丧后，每年有谁去坟上祭奠，以此判断谁重情重义而谁不是。能从中明显看出人际关系在葬礼上的强化与确证。而满九爷之妻病故时，穆齐贤注意到满九爷之故友一个也没出席发引仪式，因此在心里对满九爷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或皆已绝交乎？”[20]这似乎又应该被视为个人关系网络崩溃的重要表现。最后，穆齐贤代替义父出席孙掌柜之母的伴宿仪式时，特别强调在葬礼上结识了北新仓之花户李七，又结识宋五丰。而在第二天送葬时，又结识了佐领关海。明显能看出，个人关系的网络，正是以葬礼为契机在向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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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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