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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庙会组织的社会结合
当代中国的大规模活动通常都是相应级别的政府通过垂直命令而动员的，在社会自组织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在自主、自愿的情况下通过横向合作所产生的活动规模往往是比较小的。但是妙峰山庙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它所吸引的参与人数、参与者的组织性、公共媒体的关注，都是惊人的。所以人们说妙峰山庙会是北京的民间社会的第一盛事。
中国是有社会自组织的传统的，妙峰山庙会是这一传统的一个经典形式。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社会领域的组织构成，看到这种传统以多种形式在当今得到复兴，也得到改造，如浙江浦江县的郑氏家族组织、河北赵县的龙牌会，从而成为与自己周边的环境处理好关系的自主组织，成为社会领域这个总体的有机构成。
庙会期间前往妙峰山朝顶进香的香会数量通常是100档，2005年达到170档是一个高峰。除远郊的怀柔、密云、延庆、平谷、通州、昌平六个区县以外，其余12个区县均有香会进香的登记信息。大部分香会到妙峰山进香，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各种香会(尽管有“花会”等多种名称，但是在它们都到妙峰山进香的意义上都可以归入香会)对妙峰山庙会的参与，对于我们认识社会领域的有序呈现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首先，北京的香会本身是有规矩的组织，并且以习俗惯制为依据有序参与大型的公共活动，对于整个庙会的有序进行发挥了支柱性的作用。社会领域是要强调社会能够作为自我组织、自主意识的主体。妙峰山庙会的组织性和有序性使我们看到了北京的民间社会作为具有自主性的社会领域的基本属性。
第二，从民间的角度看，能够有一百多个组织参与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盛会，帮助数十万人有序参加这项盛事，其规模不能不让人赞叹。但是，相比于北京市民的人数而言，这却只是一个小数。那么，这个小数如何能够呈现北京这个地方呢?同时，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人的活动，如何呈现的是社会领域的状态呢?这需要我们凭借代表性的认定来理解。香会活动被学界、媒体和公众逐渐确认为是北京的文化代表，在过去三十多年的逐渐复兴过程中对这个代表性在媒体中得到了反复的、年复一年的强化：在北京的各种社会活动，如果没有香会(花会)的参与和表演，活动似乎显示不出北京特色；如果没有它们出现在媒体，似乎显不出这是北京的报道。香会会众不等于北京市民，但是它们在文化上代表着北京市民；它们本身不是社会领域，但是通过它们，北京的地方社会才极大程度地被感知(参与者)、被看见(旁观者)。
第三，香会组织以一种可见的形式建立并展演着北京各地民众之间的交往，进而实现着北京地方社会的民间建构。这种社会结构的参与是建立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每年前往妙峰山朝山进香的香会遍布北京城乡各地，每档香会都会将自身所属的区域置于香会名称之前。对于每年参与庙会、香会的信众而言，一年一度的行香走会是以一种亲身在场的形式，在妙峰山这一神圣的庙会空间确认其作为北京民众的身份属性，呈现了其对于北京的空间结构的感知。另一方面，无论是朝山进香的仪式实践本身，亦或是已经成为固定程式的行香走会的规矩礼节，其本身都是一项长期的、持久的与稳定的仪式实践。香会对彼此之间已成为共识的规矩礼节的运用，表达着彼此之间的认同与连接。而香会来自不同区域的属性与标识，亦使得这种连接超越了单纯的人际连接的维度，具备着重新建构并呈现社会领域的结构与秩序的象征属性。正是在来自不同区域香会组织的行香走会过程中，北京的地方社会的组织建设与文化表征得以持续进行。
近百年来妙峰山庙会变迁的学术启示在于从宏观层次上呈现了一个在地的社会领域是如何生发出来，进而演变成为一个具备自我组织、自我意识能力的主体的过程。这意味着，在官方制度之外的民间社会并非仅是一个被动的、受管理的对象存在，而是具备着自我调节的能动性的主体。民间社会自治的漫长历史使得民间社会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具备着强大的生命力，即便在遭遇了20世纪的巨大变革后，民间社会仍然具备重建内部联系与自我组织的能力。当然，这样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社会领域是这个时代的宏观条件的产物，并非以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异己而出现。恰恰相反，社会领域在自主能力增长的时候，正是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寻找共生的有机联系并且获得成功的时候。
在更大层次上而言，妙峰山庙会和香会的发展变迁实际上展现了现代化以来国家对传统社会领域自组织的接纳与认可。1949年后，接受社会进化论的国家将传统社会的自组织视为国家发展和未来认同的阻碍，对于传统社会自组织的破坏成为执政策略的重要面向。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保护主张的提出以及在此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开始，中国政府才有机会对于中国社会作为历史资源的民间社会自组织在文化遗产的框架里加以接纳与认可。国家对于民间社会自组织的接纳与承认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包容力，同时也为一个更为包容性的发展秩序和治理结构的形成树立了一个地区性的范例。
四、庙会作为北京文化的一个代表
一个社会由什么文化来代表自我?这在传统时代是没有疑问的，当然是由“精致”的上层文化、精英文化、宫廷文化所代表。但是在现代国家的建构历史中，德国思想家赫尔德等人在十八世纪末发现了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的成功方式：从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发现文化，并使之成为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德国、芬兰等国的成功努力成为后来追求现代化的众多的国家的经验。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之初也有学人接受了这种思想，在1918年创刊的《歌谣》周刊发刊词明确宣称要在民间发现民族未来的诗，只不过后来反社会、反传统的激进思想成为主流，体制不承认社会中的文化，这条路只有少部分具有浪漫的民间情怀的学者还真诚相信，顾颉刚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顾颉刚谈到妙峰山进香活动所具有的“未来”意义和学者们应该关注此事的重要性时说：“朝山进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决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笔抹杀的。我们在这上，可以看出他们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严密的组织，神奇的想象；可以知道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生活的一条大路。他们平常日子只有为衣食而努力，用不到思想，惟有这个时候，却是很活泼的为实际生活以外的活动，给与我们以观察他们思想的一个好机会。另一方面，这是他们尽力于社交的时候，又是给与我们以接近他们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有志‘到民间去’的人们尤不可不格外留意”。知识界首先要下得去民间社会，真正认识百姓生活。很显然，顾颉刚认为这是一个新的事业，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采风问俗。
认识民间社会，不再是为了王朝的治理，而是为了现代类型的民族国家建设。“我们智识阶级的人实在太暮气了，我们的精神和体质实在太衰老了，如再不吸收多量的强壮的血液，我们民族的前途更不知要衰颓的成什么样子了！强壮的血液在哪里?这并不难找，强壮的民族的文化是一种，自己民族中的下级社会的文化保存着一点人类的新鲜气象的是一种”。所以顾颉刚才断然说，有秩序、有力量的妙峰山香会是“民族强壮的血液，现代国家的雏形”。这就是顾颉刚相信香会有重要的未来的B判断的内容。
顾颉刚在1920-30年代看到了民间的活力，也看到了民间的衰落，那确实是一个民间社会十分迷茫的时期。他的短期预感是准确的，妙峰山庙会和北京香会确实都好景不再，后来更是名存实亡。但是他对未来的信念也是正确的，他相信香会应该有未来，北京的老百姓居然有机会复兴这项传统，中国有机会修正自己的国家建设的文化方针和组织策略，把这项传统命名为北京的文化，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法律的形式保证它有未来，保证这项传统及其相关活动继续传承。顾颉刚的B判断终于被历史、被人民、被我们这个“现代”国家所证成。这真是一段内涵丰富、意蕴生动的历史。
我们从妙峰山庙会和北京香会成为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清楚地看到了社会的文化成为国家的公共文化的道路终于开辟出来，这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普通人的生活必须在国家的文化中被代表，这是现代国家体制的文化基础，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正途。可是，我们走了弯路。所幸我们终于走上了现代国家的文化建设的正途。
“北京”，在文化上不能只由王朝、宫廷、衙门、学堂、中央所代表，还需要有社会的各种组织所呈现的文化所代表。北京固然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帝都，也是现代中国的政治中心，是精英文化的中心。但北京也是上千万普通民众生活的社会空间，在上层社会之外，作为普通民众的芸芸众生才是北京社会最为重要的组成。据此而言，北京文化的构成不应该局限于对过去的、上层的王朝文化、宫廷文化的追忆，而是应该将大众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融入其中，这才符合北京文化的基本构成，也是对当代北京包容的城市精神的体现。
妙峰山庙会成为北京文化的代表显然意味着北京文化的新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意味着北京文化内涵与外延的丰富与扩大，即北京的文化不仅只是故宫里的高墙文物，还有着大量属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与市井生活。另一方面，将妙峰山庙会纳入北京文化组成亦是对北京文化在性质上的提升，因为由文物所代表的北京文化是属于过去的，是静态的、凝固的，对当前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民众是拒绝的，也让北京之外的人难以建立对于一个真实的北京的认识。北京城不是一座死气沉沉的遗址，而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妙峰山庙会成为北京文化的组成，标志着“北京文化”被确认是一种可以吸收民间活力的文化，是由民众的生活内容所代表的活态文化，是让外地人可以通过互动而获得认知的文化。这一变迁的背后，亦体现对于民众的文化主体性的承认：北京文化不只是远离日常生活的、由文物所代表的客体，亦是由普通民众自身参与、建构和传承的生活实践。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17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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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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