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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荷红]口头传统·口头范式·口头诗学
  作者:高荷红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11-18 | 点击数:2988
 

  三、本土化实践: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

  2011年1月24日,《政协报》刊登了朝戈金的文章《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这是历经多年的学术积累和推广,学者对口头传统研究的学科诉求。在此前一年,朝戈金在哈佛大学举办的“21世纪的歌手和故事:帕里─洛德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帕里─洛德学说在中国:以“口头程式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为例》,以民族文学研究所近15年来对口头程式理论的译介、借鉴、应用、汲纳、转化等变“消费”为“生产”的学术实践过程为线索,集中讨论了“口头诗学”在中国人文学术界的传播和影响,同时对我国日益勃兴的口头传统研究及其学术走向进行了概括性的归纳,阐述了中国民俗学晚近的发展和研究范式的转换,进而对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及其可能性和所要面临的挑战作出了前瞻性的评估。

  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可能性: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有大量活态史诗口头传统,尤其在新疆和西藏,有若干堪称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民间演述人,对此中国学者可从民俗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做出诸多理论建树。

  面对绝大多数不识字或识字较少,极少数识文断字的歌手,学者需要回答诸多问题:他们如何习得讲述故事并流畅讲述的方法;歌手如何处理新老故事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那些与史诗演述有关的诸多神秘现象,如梦传神授等。

  经过三代史诗学者的努力[88],从19世纪末学者着力于解决是否有史诗的问题到20世纪中叶大量搜集整理三大史诗及其他少数民族史诗,再到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基于本民族史诗传统,从个案研究入手,在吸纳和借鉴”国外理论的工作原则及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多部史诗的研究。由此有必要考虑依托于中国活态史诗传统为世界史诗长廊“目录”做出贡献,如是否有必要调整这一目录,如何提升“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史诗典范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可见度’?我们能够给国际史诗学术研究提供哪些来自东方诸传统的鲜活事实、田野证据和理论概括?”

  2000年,钟敬文先生在《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序》中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理论”的希望,认为以西方口头诗学理论为参照,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以我国丰富厚重、形态鲜活的多民族史诗资源为根底,并将史诗诗学与民俗文化传统有机地整合为一体,从而超越纯粹经验的事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89]数年间,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尹虎彬以各自的学术理念为史诗理论的推进做出了卓越贡献。如语文学的文本解析手段,被用来精密地剖析民间诗歌的句法、韵律、修辞手法和其他诗学规则,形成“田野再认证”的工作模型;例如人类学和民族志的实地调查方法,被用来观察和跟踪文本生成过程,总结出“五个在场”的学术预设和田野研究框架;再如通过视域的融通,在古代经典与当代口头传统之间,搭接起理解人类表达文化之纵深谱型的通衢。总之,这些以活形态传统为本的学术实践已经在国际史诗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90]

  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面临的挑战:

  当然,要创立“中国学派”的学术准备还不够充分,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学术格局和学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第三代”乃至第四代学者的不懈努力。

  传承人:尚未完成全国范围内的史诗歌手和演述人状况的普查;对传承人类型、谱系和分布也就尚未形成更系统、更深入的描述与分析;定向跟踪的传承人数量和档案建设离学科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文本:在既有的校勘、迻译、保存、出版和阐释等环节上,可以改进的余地还很大;对口头文本的采集、誊录、转写需要从田野研究、民俗学的文本制作观念及其工作模型上进行更为自觉的反思和经验积累。

  理论建设:学者们已经做出的规律性探讨和学理阐发,与我国史诗传统的多样性还不相称;跨文化谱型、多形态资源的描述和阐释还没有到位;对中国三大史诗类型及其亚类型(比如创世史诗中的洪水史诗),尚未进行足够深入的理论界定和类型阐释;在概念工具、术语系统、理论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抽绎和提升上体系化程度还不够。

  学术格局:中国南北史诗研究的力量分布不均匀,个案研究的发展势头要远远超过综合性、全局性的宏观把握;我们的史诗学术梯队建设和跨语际的专业人才培养,离我们设定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

  学科制度化建设:在田野基地、数字化建档、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协作机制、学位教育、国际交流等层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史诗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还需破除学科壁垒,进一步加强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民族文学与古典学、语言学、人类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方能开放视野,兼容并蓄。[91]

  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准备工作:可总结为一中心一旗手一团队。

  1、口头传统研究中心:2003年9月,“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设立在民族文学研究所下。至此,口头诗学的本土化以多种实践方式在中国起步,尤其是围绕“史诗学研究”重点学科的建设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92]。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中国民族文学网”(简称“资料库/基地/网络”)是口头传统研究中心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和互联网平台开展多元化的学术实践,在相关平行学科中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影响。[93]“口头传统研究基地”是“口头传统研究中心”成立后的重要举措,通过与西部民族地区展开合作,相继启动了内蒙古扎鲁特乌力格尔(本子故事的口头说唱)、青海果洛藏族史诗与口头传统、四川德格藏族史诗与藏戏表演、广西田阳壮族布洛陀文化与口头叙事、四川美姑彝族口头论辩与史诗演述、新疆阿合奇《玛纳斯》口头传统研究基地等10个田野研究基地。院级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库”(2003-2009)以定向搜求各民族的口头传统资源为重心,旨在通过现代化手段和数字技术,抢救濒临消亡的活态口头传统。资料搜集范围主要是各民族史诗的口头文本、音像资料和艺人资料。资料库在口头传统资料的采集方式、手段、文本整理、编目归档、保存利用等环节,需要电子技术和数字化的管理,其资料的规模、完整性和耐久性,对我国史诗研究来说,都将是空前的。

  从2009年开始到2014年,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已成功举办六期“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讲习班”,“讲习班”邀请了多位欧美、亚洲、俄罗斯的知名学者和本土史诗研究专家参与。每一期都吸引60位以上的来自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与,这一长线发展的口头传统研究跨学科专业集训项目业已成为知名品牌,其影响已在年轻学人的学术选择上有所体现。

  2、口头传统研究当代旗手:朝戈金研究员从口头程式理论到口头诗学的译介运用,都可谓是走在最前沿的学者,称他为我国“口头传统研究当代旗手”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还担任国际国内多项学术职务:国际史诗研究学会(ISES)主席、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ICPHS)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CRIHAP)管委会委员;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会长、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副会长、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外联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

  他精通汉语、蒙古语、英语,从他的学术研究来看,最初研究小说,以老舍和张承志为主,到1995年着手翻译弗里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1997年入钟敬文先生门下成为民俗学博士,开始研究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成为口头诗学与本土文类相结合的领军人物,通过口头传统研究在中国的多重学术实践,从而影响了中国民俗学界研究范式的转变。

  近年来,朝戈金发表了一系列产生很大影响的学术论文,如和约翰·迈尔斯·弗里合著的《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统的比较研究》[94]、一系列论文《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95]、《回到声音的口头诗学:以口传史诗的文本研究为起点》[96]、《国际史诗学术史谫论》[97]、《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98]。朝戈金在《朝向21世纪的中国史诗学》[99]中总结了这么多年来中国史诗研究格局的形成、学术转向、内在理路及面向未来的中国史诗学。

  3、研究团队:同样都有问业哈佛的学术经历,同样都在钟敬文先生门下求学,同样都参加过芬兰国际民俗学者组织暑校高级研修班,同样都是民俗学的中坚力量,先后翻译过口头诗学理论的译作,在国内人文学术界率先引入了“口头传统”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三位学者是目前中国口头传统研究团队的核心。多年来,依托他们对中国南北史诗传统的研究影响,现在民文所已形成口头诗学研究梯队,如阿地力·居玛吐尔地、斯钦巴图、诺布旺丹、李连荣等,目前译著三种,著作十余种,涉及多个民族史诗传统。我们通过知网上查阅的信息可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培养的博硕士,民族院校如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院校的博硕士,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就读的博硕士自觉运用口头程式理论或口头诗学,接受口头传统研究方法的相对多一些,这与研究团队的影响力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然,我们发现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朝戈金提到的术语问题,“术语问题乃至方法论问题的提出或是反观,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在知识生产和研究领域里有关‘对话’的若干原则性问题,还有我们学者自身作为创造者、接受者、呈现者、传达者和参与者在文化传播、知识产品和学术交流中的角色和作用等等问题,都应当积极纳入学术反思和文化自觉的考量中,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这一愿景。”[100]其次还有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的关系如何还需探讨,口承与书写作为重要的媒介其关系是很重要的讨论话题;如何判断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谱系性(面对具体文类、文本如何解析);针对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和篇目繁多的史诗叙事,对其文本类型的详细分析尚需各族学者的合力;而歌手、歌和传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需重新审视。再次在口头传统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上仍需跨学科的反思,如“口传文学的创作与表演、作者与文本、传统与创新、口传文学的文本记录与现代民俗学田野工作的科学理念、民俗学文本与文化语境的关联、关于口传文学的价值判断、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双向互动、口头传承、书写传统和电子传媒的传播学意义等。”[101]

  (本文原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5期,参考文献和注释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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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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