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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写本文献的大发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崭新的材料。有见及此，1926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不过由于20世纪前大半个世纪我国主要处于战乱和内耗之中，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地下之新材料”的刊布也零散而不成系统，因而所谓的二重证据法也就不能不大打折扣。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1981年，中央下达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事业。正是在中央的重视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直接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以來，写本文献的整理出版步入了快车道，一大批集大成之作先后面世，辉耀世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惟在此时，王国维所期许的历史研究“二重证据法”庶几“始得行之”。
但由于种种原因，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也存在一些遗憾和不足。
一是写本文献的刊布跟不上出土发掘或民间收集的步伐。这些年随着我国基础建设步伐的加快，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升温，地不爱宝，民间收藏或出土文献资料层出不穷;而相应的整理出版工作却跟不上新资料发现或发掘的步伐。加上一些文保部门有垄断资料的倾向，也从客观上阻滞了新资料的刊布工作。最近国家有关部门表示要“推动出版界与考古文博学界的密切合作，努力缩短文献出土或入藏到成果出版的周期”(《光明日报》2016年3月24日9版《“十三五”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确立五大重点》)，衷心期盼这一措施能得到落实。
二是写本文献的整理出版往往是初步的，粗犷式的，存在的问题不少。大多数写本文献的整理出版物是按流水号影印的，没有分类，读者查找利用不便。虽然有一些专题性的索引或研究著作，但往往挂一漏万，不够全面。同时由于印制技术和经费的限制，多数写本文献都是用黑白照片影印出版，图版的效果不够理想，特别是原件的朱笔文字和符号在黑白照片上几乎全不可见，从而对进一步的整理研究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是写本文献整理的质量有待提高。出土文献湮埋多历年所，字形的清晰度不高，且又出于众手，书写没有定型，异体俗字纷然杂陈，整理出版的难度往往比传世刻本文献要大得多，而不少整理者并非这方面的行家，缺少专业素养，加上资料获取的困难，因而整理工作往往是局部的、点式的，整理者对研究对象缺少整体把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隔阂甚至疏误时有所见，其全面性、准确性、权威性都有待提高。
四是写本文献的数字化还有待加速跟进。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数字化对写本文献的整理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英国国家图书馆发起，中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合作建设的IDP(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项目，内容涵盖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以及部分黑水城文献，已先行一步。反观我国国内，在这方面却步履蹒跚，整体规划不夠，又缺乏大型的数字化工程的支撑，不免令人汗颜。
令人高兴的是，这些年来国家主管部门加强了对写本文献整理出版的宏观指导和支持力度。继此前业已实施的六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以后，最近又在《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基础上，确定了“十三五”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五大重点(《“十三五”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确立五大重点》)，其中包括抓好出土文献、散失海外古籍、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和古籍数字化等工作，都和写本文献有关。相信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在计算机和扫描摄影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先进的印制出版技术，对写本文献作更精细化的加工和整理，努力推出一批高质量的集大成之作。特别是一些流散在海外的写本文献，如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我们可以在国家的支持下，高清摄影，然后在分类的基础上按原件大小彩印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这些国宝影印真迹的“回归”，以造福于海内外学术界，为进一步的高水平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原文刊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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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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